张伯笠-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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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消灭斧头帮 » 2012年6月30日
[8964后] 最后的北京
——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打印版 圖片版 PDF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6-06讯】
（本文１９９０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一、枪声仍在响。远或近。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
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
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
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这是警讯。
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我一夜无眠。
三、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们死了是白死。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
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七、六月十日。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 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八、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
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
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象。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
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
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
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
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
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
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
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
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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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最后的北京
打印版 圖片版 PDF 【 阿波罗新闻网2010-06-06讯】
（本文１９９０年发表于《广场》季刊秋季号）一、枪声仍在响。远或近。天空惨白。北京的夏季仿佛是从那个大凶大煞的日子开始的，苍穹于是一直颜色惨淡，间或揉进几股浓黑的烟柱，好让那尸布一样的天幕分出层次来。“----不要走近窗户！”每家每户的大人都反复警诫，如同吓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传说倏地变成了现实。不同军种、兵种的精锐团队在空寂无人的大街上跑过或操过。他们互不相涉，更互无联络。广场已攻陷，反抗已扑灭。他们仿佛只是在竞赛士气，暴喊着“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着军歌，对民心似铁的北京人进行精神战。当然，他们毫不犹豫地对任何一个可疑的影像开火，或者干脆无目的地朝天鸣枪，以强化“六四”数日以来笼罩首都的战时气氛。
门户紧闭，窗帘低垂。每家每户都如此。于是再也看不到钢盔的攒动和刺刀上闪烁不定的金属光泽，犹如看不见枪膛里精密而狰狞的来复线。事实上，没有人能目睹那撞击、起爆、旋转、迸射的物质运动的瞬间，只有那尖厉而干燥的音频，不时撕裂着人们的耳膜。这种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轴心。这就是死亡。它和每个人都那样近。自八国联军兵燹至今，北京城间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温习这呛人的硝烟味。光阴荏苒，北京人已丧失了应付战乱的能力。更何况，历史角色的转换实属匪夷所思，围城一月并发动总攻的不是凶横的外寇，而是中国军队。几多死难者直到他们的肉体被灼热弹头洞穿的一刹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们一家三口困缩在一个房间。临街那个房间已不属于我们，从窗缝强袭进来死的气息，把那个房间掠走了。曾经激沸的热血降到了冰点。
六月四日血与火之夜，我那股视死如归的勇气已彻底崩溃，仿佛不曾在暗钢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过、豪迈地唱过；不曾在弹雨中挺立过、奔跑过。我只是对着四堵墙壁发呆，绝望、怯懦，象一只偷生的蝼蚁。我甚至不再屏息潜行到住宅临街的一面，偷偷掀开一角窗帘窥视天安门广场。那里已没什么可看，连升腾数日的浑浊烟柱都已熄灭，只有直升飞机在列成方阵的坦克群之中频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扬过的地方已化为一块巨大的血痂，色泽渐渐变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复调校收音机的短波频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电波。“抗议”和“谴责”且不去管它，特别筛选出“哗变”和“起义”之类的只言片语，来膨化自己的幻想，用来填补被炮火洞穿的思维空洞――每个人的脑际都蓦地有了这样一个弹孔。
神迹并没有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卷缩在兵祸沉重的阴影下。大军破城之日起，我八岁的儿子已经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样，不再背起书包上学。儿子不曾从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丝毫快乐。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间 ――临街的房间本是他的领地，却被“戒严”了。从木樨地到复兴门都有朋友打电话来，哭诉那些无坚不摧的虎狼之师，挥军攻城时向街道两旁的居民乱枪滥射。现代科技的成果是墙壳越来越薄而子弹穿透力愈来愈强，不少人竟是在寝室里领受无妄之灾。特别是木樨地，那一带的人家当晚彻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弹嗤嗤斜穿上来击中天花板，灰沙四溅，粉尘弥漫，如同战争影片用滥了的噱头。
就这样过了四天。儿子不知做什么好。他从直觉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买了不久的电子游戏机，便把所有藏书都搬出来，从《西游记》到《安徒生童话》，没一册能翻倒廿页以上。弥散于大气中的惊悸与死亡气息，和神话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岁，完全无法理解窗外发生的一切。看见儿子百无聊赖而又不敢多言的样子，当妈妈的哭了。这几天来，妻子动不动就淌眼泪。
对窗外的一切，我们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仅下过一次楼，拐进楼后面的胡同。那里贴着墙根瑟缩蠕动着一条人龙，是抢购食品的居民。店铺拉上铁闸做生意，不再有进门选购的权利，只能把种类名称报上――如果店里还有货的话。连库房里年深月久的、罐壳已见锈斑的罐头都抢购一空。酷似一部灾难片的细节，陪衬角色就是惊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头接耳、有呜咽抽泣和高声的咒骂――只是在胡同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则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残留着被坦克冲决的路障，大小车辆焦黑的尸骸、砖石、碎瓶子、血渍、委弃的旗帜……没有行人，只见高度戒备的军队在巡逻。商店重门深锁，叩门光顾的只有怵目惊心的弹孔。
尚未陷落的是胡同。那里是战时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护学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击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击一群士兵鸣枪狂追几个平民，从前门追至供电局，逃跑者拐入我这幢大楼后面，隐没进胡同里。士兵冲至，才拐弯便犹豫止步。眼前和他们对峙的一边是迷墙一般的高层公寓，另一边是错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胡同，每扇门户都紧闭着，门后面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士兵们商量几句什么，威胁性地放两枪，退走了。显然，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从未进过北京，他们只是在《解放军画报》上认识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几次失败的行动，失散掉队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驻地，他们甚至没有北京市区的地图。
戒严部队指挥部或是无意让各路人马配合协调行动，竟没有派出公安干警、武警、卫戍区的人手给远道开拔而来野战军指引路径，而更愿意让他们各自为战。说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鱼水之情”的军队传统，请北京“老乡”当向导，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当日北京万人空巷，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入城的历史佳话，竟被四十年后的一夜枪炮击得粉碎。人民创造的历史和帝王创造的历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毕竟被击溃了，最后的“战壕”――经纬纵横的大小胡同，终究会被橐橐靴声踏平的。
二、电话铃又响。
这些天来，它响个不停，半夜里也得爬起来接电话。国难当前，昼夜的概念已失去意义。北京城交通断绝，邮电停顿，加急电报一夜之间激增数万份而无人派送。传媒只剩下广播电台和电视，电波和荧屏翻来复去都是《中国共产党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书》，还有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第X号紧急通告。唯一的人际信息传递渠道就是电话。连日来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电话，打听不同城区的战况。这回来电的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他告诉我，他妻子刚看见同住一幢大楼的丛维熙、邓友梅、张锲提着行李钻进了作家协会的轿车，奔机场方向去了。妻子也劝他暂时离开北京避一避。刘心武说他晓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创作之家”避风头，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却不欲与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后大家牵扯出说不清的麻烦。他问：如我也想离京，可否给他在那边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两位朋友来电话相约南下。真到了那边，接待之类是小事，问题是怎样才能离开这座凶城？刘心武沉默一阵，说：“我试试看，也许有办法弄两张机票。”电话挂断。我妻子知道刘心武太太的态度，也劝我先返广东。
北京眼下兵连祸结，再演变下去谁也估不透还有什么事发生。妻子让我等局势稳定了再回来。我无言以对。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难去了。北京往南的铁路交通已连日断绝；北行火车据悉只到通县。全国最大的铁路交通枢纽――北京站，已彻底瘫痪。至于飞机场，那边的情势我完全不知，从刘心武住的安定门去机场，或尚可通行，而从我这里前往，则要提着脑袋上路，行经前门、崇文门、建国门等几个血泊未干的杀戮战场。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弹就是王法。我从电话里得知，建国门已由坦克列阵，立体交叉桥上上下下重兵布防，处于战时状态，炮口所指，已不是胆敢作飞蛾扑火的悍民，显然是严防更大的事变。远的不说，从我这幢公寓楼向东，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里，攻陷广场的部队把原先民众设置的路障加固，架设多挺机关枪，摆开了镇守天安门广场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备森严的工事后面，曾经喧响过地动山摇的呐喊，旌旗蔽日，蔚为壮观，令气象萧森的紫禁城九重龙凤阙黯然失色。转眼翻覆，狂飙般挥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被烟火熏黑的汉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个广场，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战时兵营。番号庞杂、兵种各异的三十万大军虎踞京师，时局严峻而又扑朔迷离。其时我和许多人一样，隐约觉得满城硝烟之中掩盖着种种可能的变局――那意味着一场兵燹，于这个创伤累累的民族来说，绝非幸事。若然当局就此一战胜定，其后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惊朝野的全民运动，清浊立判，对那些铁了心下杀手的政治老人来说，“党”和“政”已不足倚，唯有“军”可以拱卫这座危城，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北京最权威的声音将是枪栓的铮响。预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并没有将所有凶兆都告诉已被惊悸和愁苦所压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后致电两位可断定有大麻烦的朋友，其家人简短答曰：“不在。”然后挂断。我再打过去，一开口先报姓名，对方才吐出富于暗示性的一句：“他离开北京了。”这是警讯。
我能不能离开北京？之后又何去何从？我一夜无眠。
三、而这一夜里，北京的情势似有了许多变化。各城区枪声大多归于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传来两起自动火器短促的射击声，并曾有一两声爆炸。城南一带，民风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击石的抵抗。倒是杀戮最惨重的西长安街一路象坟场一样死寂。那些为着一个光荣梦想而捐躯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复始的历史演义的几行注脚。而这部发皴的黄卷，已被续写了无数情节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声响都在浓稠的夜色中沉淀下去。我晓得，这一充满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经完结。其后，有一种纷沓的动响从夜幕中传来，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缓而沉重的移动，象洪水漫过布满卵石的河床。我蓦地挣脱困顿，下床蹑足摸向窗前。我想，这片城区每一个心胆俱裂的战败者都会被这阵沉闷的声波所惊动，和我一样，偷偷掀开窗帘窥测。这绝对是战争状态下才得一见的景象――见首不见尾的大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悄悄移动，密麻麻的钢盔组成方队，攒动着刺刀的丛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颤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报话机纤细的三菱形天线。没有口令，甚至没有半声咳嗽，军容肃整，紧张而肃然地行进。长街两侧涌动着滚滚铁流，左出右进，广场守军鱼贯撤出，新开抵的集团军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装甲部队没挪窝。若然那群钢铁巨兽咆哮起来，满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为战事重燃。对当局来说，没有比这群庞然大物沉重地镇住共和国的心脏更具象征意义的了。
毋庸置疑，外间电讯关于“变局”的喧嚣聒噪纯属子虚乌有。那些凶猛强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区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里出了什么大事的外围部队。我伏在窗前半个钟头，看来这浩浩荡荡的大换防要持续到拂晓。我曾想象会突发一些小骚乱，在黑暗中醒着的高楼和平房，会飞出瓶子或半截砖头，挟着炽烈的仇恨和无谓的盲动，呼啸坠落寒光闪烁的钢盔之上，于是暗夜里将突发暴喝和一轮乱枪……然而，重压在栉次鳞比的楼宇之上的只是一团死气，什么也没发生。血气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杀怕了。姑勿论会种植下天大的祸根和死结，毕竟，吾国历朝历代的镇山宝总不会失传，那就是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杀！就这样，一个新纪元尚未开始就结束了。四十年来，那些纂修党史、军史的御用专家们总在忙碌，不懈地对史料实行增补、篡改、消灭。只有这一段落，他们始终是无法回避而又理屈词穷的。最佳的办法是令老百姓对这五十日刻骨铭心的经历彻底遗忘。如果可以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甚至会祭出某种神乎其技的无上心法，让十一亿人民一夜失忆，统统少活五十日！类似的工作已经开始。
四、天明，枪声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气象。接防广场的新军组成小分队，背挎钢枪，枪口朝下，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歌，沿长街出动拆除路障。有的军官出面向附近的供电局、房管局等单位交涉，借用扫帚和手推车，用作清理打扫路面。被横过来阻挡军车的交通隔离带一一归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辗过的扭曲铁栏和残碎水泥墩被扔进垃圾堆。官兵们干得很起劲，汗水蘸透了草绿色的军衣。先两日委弃于路心的褪色旗帜，不知何时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当作历史文物收藏吧；路边还有一两根红布条，也不晓得官兵们认不认得它的来头，总之扫帚到处，归于尘土；倒有一册薄薄的什么书，是学生撤退时遗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骤雨打湿，而后又干透变黄。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给挎手枪的军官……这打扫战场的过程，有如一出无情节的默剧，而观众则站满公寓大楼的走廊或临街房间，凭窗俯瞰，不再躲躲闪闪，却默不作声。双方的肢体语言各自表达着什么。
这种无声的对峙直到中午，民众开始软化，先是供电局出来了廿多人帮助清理路障，其后我和许多被困了数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围拢着这帮官兵打探情况。人们自然认出这批军人并非当日攻城主力，却也不敢施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攻心战，但一口恶气无论如何咽不下去，于是劈头一句都是这般问：“你们是二十七军的吗？”当时，京城盛传沿公主坟、军事博物馆、木樨地、西单、六部口强行推进的西路军是二十七集团军，那一路狂攻滥杀，长街伏尸累累，令人发指。这血海深仇是永难开解的。对此一问。兵们都迅速回答：“不是。”“那你们是哪个军区的呢？”民众追问。兵们不答。他们都很年轻，也腼腆。倒是那军官抢过去答：“我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军官显然是军校栽培出来的，见得场面。大兵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们隔离开来盘问之势。“你们以前进过北京？”民众问一士兵。“没有。”士兵口音浓重，模样也很敦厚。“你们进来之前知道北京的情况？”民众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动，不知说什么好。另一拨居民更具挑衅性，某中年妇女问一位壮实的机枪手：“你们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开枪呢？”机枪手脸色陡变，不答腔，提着武器穿出人群，赶紧向分队靠拢。倒是那位军官仍在人丛中侃侃而谈。市民虽觉得这支新军对自己并无多少敌意，面对当官的却不敢放肆，只转弯抹角找话说，没搬出叮叮当当的唇枪舌剑。军官不知怎的生出诸多感触，说道：“象今天这样，我们军人就宽心了。我们最怕老百姓不理解，骂我们……”军官眼圈也红了。
毫无疑问，他们当属戒严初期几度入城未遂的部队之一。那阵北京人众志成城，以血肉之躯力挡数十万雄师。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县风餐露宿，到处挨骂，郊县农民甚至以铁耙封锁公路，扎穿军车轮胎。部队士气沮丧抑郁，不知此来为何。除了“四.二六社论”反复洗脑，连电视及诸种报纸都禁看（当时中央电视台及几家大报都明显倾向民运）。面对四面敌意，他们觉得除了抽象的“上级”，谁也不需要他们来北京现世。日子一拖再拖，军心几近崩溃。或许，这就是他们未被选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队的原因。眼前这位军官样子诚恳，感情丰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严部队指挥部发下来的关于“反革命暴徒”袭击解放军的通报外．是否晓得“六四”挥师疾进的先头部队有过什么作为？以他在军校修得的学识是否清楚在充满暴力和血泪的中国历史上，用正规军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来扑灭学生运动，也是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以他对世界军事史的素养，是否记得起哪个国家的教科书把武装部队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战例堂而皇之地记载进去？我不敢断言他没有闪过诸如此类的念头；正如我不相信这些敦厚朴实的农村兵和精干强悍的军校生是杀人狂。事实上，当日的逃兵和集体怠战的部队之多，是极为直观的例子――他们毕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过多久，全北京都将晓得军事法庭开始秘密审判一批批违抗命令的指战员，上至集团军军长下至普通军官，都受到极严厉的处置。与此同时，世界现代军事史的一项创举在北京诞生――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向平民开战，并战而胜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勋。这场闪电战的结局近于完美，一方是上百万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敌众的精兵劲旅。他们导演了一场壮烈的陆空立体战争（假若北京不是内陆城市，并肩出动的还将会有海军）。这场“圣战”，这些故事，在这座城市将会世代相传，永远牢记。
五、下午，刘心武来电话。我以为他只是打听广场动态，实想不到他这么快就能弄到飞往南方的机票。乱世危城，这简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刘告诉我，司机拒绝开车到这边来接我，因这一段路途关隘重重，从城东到前门，几乎要“检阅”尽各大军区、各兵种的战时防区。司机对建国门尤其恐惧，那里的大兵凶横跋扈，连日在外交公寓一带乱枪扫射，曾将埃及使馆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讯息来自外电），或许这有助于向中东国家推销国产军火吧；再加上方励之夫妇潜入美国使馆避难，导致使馆区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车辆，形迹可疑者可立毙于枪下。
我彷徨无计，怎样才能在戒严之中赶赴距离遥远的首都机场呢？我也得知刘再复、王安忆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访问，是六月五日的国际航班，结果满城烽火，机场变得可望不可即，现时这两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门等你，你自己想办法过来吧。”刘心武挂断电话。小乱入城，大乱下乡。这是饱经离乱的中国人以血泪凝成的生存要诀。走终须是要走的，“儒以文乱法”，中国知识分子数千年来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为异端，即为乱臣贼子，必须无情地加以镇压、整肃、扑灭。此番又将如何？那只永不言倦的铁腕，将以雷霆万钧的态势来完成我们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门的凶险，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早走早着。她给我画了一张详细的路线图，如何尽可能从胡同绕行，避开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还嘱咐我好多注意事项。总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来的暑假，她将携孩子到南方与我团聚。北京这场兵燹，她的心也凉了，让我回去联系有关方面，以后举家南迁，远离京师，远离这政治风暴的中心，到山重水复的南方去过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说着说着，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妻子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梦碎，内心何等悲凉！没什么可收拾的，何况我不可能拎着一个在哨兵眼中至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险。须知此行原是逃难而非度假。只是我结婚十年，总象候鸟一样南来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这个家中写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湿热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砾焦土、硝烟血痕相比，遥迢的家乡简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这次来京之前在南方民运风潮中的作为，便一再问我回去将会有什么麻烦。我安慰道：时代到底不一样了，这十年的沧桑巨变，有时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过去大江南北铁板一块，天子一声号令，举国地动山摇；而今各省有了些实权，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虚应故事去和中央集权周旋。尤其粤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为发财故，搏杀者便如过江之鲫；若在驱策人们去“批判斗争”，实在缺乏原动力，连街边摆摊卖彩票的档主都晓得那是一出演滥了的宫闱剧。话说得如此斩钉截铁，也是安抚自己，是否如此，我心里也没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过的祸，我宁在岭南领受那份麻烦，而对北京的刺刀枪托避之则吉。
六、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时正，全世界的卫星通讯网都同步转播了邓小平亮相并发表讲话的电视新闻。这就是著名的“六.九”讲话。这位国际共产主义的巨擘自从和另一位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后，就象隐形一般遁入历史帷幕后面，以致举世震惊的“六四”真相有了许多离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尘埃落定。亿万中国人很久都没看到过这么齐全的党政军头头脑脑济济一堂、集体出镜了。那些年迈得只剩一口气的几朝元老也被搬出来，正襟危坐，肃然注视着居中这位曾与之出生入死、荣辱与共的老战友。此公身经几许风雨，命途多舛，仍不堕其铁石一般的意志，实为红色政权的中流砥柱。他们之间无论有几多恩怨嫌隙，终须和这位强人共进退，勉力分担这份其重无比的千秋功罪。于是全世界都屏息听取这位东方强人的现身说法。这是一种典型价值体系的箴言，是一种独特思维方式最清楚不过的诠释――邓小平掷地有声地给这起划时代大事件“定性”，指出这是两个不同主义你死我活的严重斗争。简明，精辟，不尚繁琐论证。世人再一次被明白无误地告知：在中国，异质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间。所有理想的冲突，必须用流血来解决。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帝国，正统扑杀异端是一条铁律，也是家常便饭，并非今人首创，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接下来，邓小平提议党政军头脑们集体起立，为冲突中死去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公安干警默哀一分钟。前述的价值体系，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为，这个庄重仪式之后，邓小平竟没有对死伤百倍于军人的学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们死了是白死。这段重要新闻播完，那遥远外部世界震悚之余，定然一片哗然。
但此际我则枯坐良久，无言无容。幻灭二字，若不仅从词义上去理解它，而从内心深处真正体验到它，那种万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状的。我身为“六四”屠杀事件的见证人，迄今血脉贲张，那惨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问是个理性健全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不至于被一夜枪声彻底摧毁。我没有能力对邓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论，他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不管历史对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个政权的化身，他是他所献身信奉的那个主义的坚定战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让我透过纷乱的历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正是这种冷酷而无可变更的本质，令我感到彻骨的恐惧和幻灭。读过乔治－奥尼尔的《一九八四》吗？读过卡夫卡的《审判》吗？读过萨特的《脏手》吗？此刻，我才算是读懂了。
是夜，北京枪声不兴。七、六月十日。连日来笼罩着京城的似雾非雾的灰白薄霭一扫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阳光甚至有着金黄澄澈的色泽。它令我觉得怪兀别扭，然而，它或许就是好兆头――这一刻，我就要离家远行。吻别妻儿，那双脚却迟迟迈不出门槛。我怅惘地顾盼这这个住了十年的家，至为强烈的离愁别绪袭进心头，仿佛是一种朦胧而的预感……前路茫茫，归期茫茫。这种预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强行压抑着这意念，终于走出家门。
妻子形容憔悴，为我只身前往安定门而忧心忡忡，更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伤感。八岁的儿子尚未识得表达离情，反而对即将到来的暑假充满憧憬，熬过这数日无比沉闷的时光，他渴望自由和欢乐，他晓得暑假将南下和父亲会合，于是童稚的心里涌动着好多美丽的幻想。……我推着单车踏上弹痕累累的前门大街，回望这幢灰色的公寓大楼，回望高处贴在窗户上的两张脸庞，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过心头。这个家，我何时才能回来？如果我真的预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此时我又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戒严巡逻队过来了。我挥去杂念，低头踏着“顺民”的步点，推车前行。这三百米不能骑车，前头就是第一道关隘，也是大军突进广场的第一个血战之地。众多年轻的嗓子曾在这里豪唱《国际歌》与《义勇军进行曲》，众多陌生而坚强的臂膀挽成血肉长城，深信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可以阻挡枪弹和坦克的履带，这一切都成了噩梦。
战场打扫过了。前门路口拓清之后，不知从哪个方向开过来好几辆野战炊事车，停在美资肯塔基炸鸡店门前。这间全球性的集团式快餐店，在北京拥有的这爿店铺是其骄傲，一改它在美国本土路边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门广场南边路口，与前门、正阳门相对，盘踞着其它外资店铺艳羡不已的好风水。如今，这一脉风水已被破坏殆尽。当晚，西南、正南两路陆军与空军部队掩杀而至，都在这兵家必争的要冲之地发生战斗，第一个被射杀的就是肯塔基炸鸡店的雇员。自那一夜至今，该店关门落锁，空无一人。倒是门前几辆炊事车蒸汽缭绕，啃了几日榨菜和压缩饼干的军人一批又一批前来轮候吃热腾腾的鸡蛋挂面。那些兵们摘下钢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着落地玻璃窥看老美炸鸡店的气派，继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侧下水道口的封盖上，残留着上一拨官兵泼下的面汤，很多象蛔虫一样软耷耷而且发胀的白面条横七竖八地粘在那里。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想象的，连一小团玉米面窝窝头渣儿也不许糟蹋。而今，枪也开了，人也杀了，再奢谈早年形象已没什么意义。我小心翼翼地在这些兵们面前经过，路人也不止我一个，这座城市死去数日，今天上班的人明显多起来。戒严的防线昨日已后撤到正阳门两侧路口，前门东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鸡店停车场的岗亭围拢着几个路人，探头探脑往里看。我当然知道里面有何景观。那晚，岗亭里两条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丧送于乱枪之下。既是擦身而过，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铝合金岗亭有一串弹洞，窗玻璃更呲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巨孔。亭里尸身已经挪走，一瞥之间，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痉挛―― 大滩血泊已变黑，更显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状脑浆之可怖；亭里还遗下死者值更执勤的红袖标，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两个背靠背挎着冲锋枪的哨兵，他们竟不干涉途人围观这极为刺激的杀人现场。也许这血案和他们这一彪人马无涉，事不关己；也许此景可收心理恫吓之效，无妨展览；更大可能是上级并没指示他们该如何去做。他们的上级此时忙得不可开交，这类细微末节，自是无暇理会。
再往前，就是历史事件的中心了。那里呈现着战时状态难得一见得图景。它是一种象征，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它昭告过往的北京市民：你们已一输到底，再无翻本的机会了。列成方阵的巨型坦克群之间游走着闲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满行军被，潮滋滋的草绿色被褥在盛阳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两两坐在炮塔上，饶有兴致地眺望着天安门广场四周气势雄浑的建筑群。这里城廓连云，大道朝天，和他们那沟壑纵横、沙尘滚滚的训练基地是多么不一样啊。这群钢铁雄狮在宏伟帝都的中轴线上振鬃嘶吼，重重叠叠的皇城宫阙亦为之抖索，那种征服感是何等豪迈！五十年代初，他们长驱直入南韩的汉城。六十年代初，他们击溃麦克马洪线南北的印度军队。七十年代末，他们一举攻陷越南的谅山。八十年代末，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势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滞的路人踏上这条中轴线，都丧魂落魄地向广场行注目礼。这就是刚刚向全世界献演过一出英雄史诗的地方吗？这就是一个共和国搏动的心脏吗？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两回从无尽的庸碌灰暗里喷涌出炽热夺目的崇高感、壮烈感，并真切体味到“国家主人”的瞬间感觉，那正是在这里――天安门广场。它是人民的图腾。它是历史的祭坛。它其实从建成之日起就忠实于这两种功能，如同广场铺设的方砖一样精确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缜密地计算过，它既能支撑起学生的连营帐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辗压？
我移目向苍天，正阳门彩绘描金的飞檐傲然翘向阳光，上面浮凸的飘逸行龙仿佛不曾被硝烟熏过，只有惊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杆一样在箭楼上飞出飞入。放眼望，皇城隐隐，宫阙重叠，天安门、端门、午门……都在赤日下裸呈着血样的颜色。数千年来，帝国天朝都认定这种色泽是皇权与威严的象征，午门之外，多少颗贮藏着异端的头颅在刀斧手脚下咕嘟嘟滚动，狂喷出来的鲜血只能让史家的春秋之笔变得更加生动。这个帝国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来就充满了血腥味。然而，这一代从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摇篮里长大的中国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这反差巨大的变化。他们呆立于哨兵的视界和子弹的射程之内，眺望人事皆非的广场，尽可能抹去脸上的表情，但还是有许多人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我站立了十分钟，此际的感觉却比六月三日至四日无眠的昼夜还要漫长。我觉得自己正在与一个时代诀别。这个时代只有十年，在时间之河里它是那么倏忽短暂，而就这辈人而言却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这个时代的变迁在人类进步史上本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而在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度来论却又是非凡的、充满想象力的；它从千年魔瓶里刚刚释放出一个民族的精魂，转眼又被加盖密封，埋葬在刻满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这个时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门广场。同样在苦寒的春天，这里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万哀兵的和平大起义，结局是鲜血溅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基座。广场总是在制造着英雄和烈士。一个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运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无端念及一则轶事――残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初尝久乱之后的安宁，有一位著名的城建专家在《光明日报》撰文提议：如今不再是“阶级斗争”年代，不再有英明领袖检阅百万“革命群众”的场面，广场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鉴于这一片城区绿地偏少，不如将广场翻种绿树，变为一个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园。不消说，这种腐儒式的专家论调，既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首肯，亦决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今日蓦然回首，那位学者的立论岂非确有先见之明？又经这一遭创巨痛深的历史事变，广场的绿化梦更无从谈起。岁月悠悠，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广场视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圣地。它是永恒的。广场，这是你的宿命。
我离开了它。我如果晓得此去就不再回头，心底感触更将如何？十年来，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开阔图景，而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于我头颅内凹凸不平的脑质层里。八、前门东大街。过了北京市公安局，我开始骑行，单车象载不动那纷纭意绪而哐啷作响。长街两侧紧闭的店铺次第退后……途经两家银行，更是铁闸把门，似乎有不少人是奔着它出门的，到银行门口焦躁地张望一阵，又掉头返回。挤提存款，乃乱世必然伴生之事。尽管沿街了无生气，但我的直观印象是――六四当日并无大部队从前门东大街杀过来。
我选择这条路线而避开长安东大街，显然是明智的。但这一来，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经崇文门，这个向来令人头疼的交通瓶颈，如今意味着恶战、暴戾和军民之间的深仇大恨。尽管我从电话里听到不下三四种版本的转述，当崇文门呈现眼前，我才晓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样贫乏――这里不比广场、前门，崇文门的路障虽是草草清理过了，却只是勉强打通了道路。那些烧得焦黑、呲着扭曲框架和铁壳的大小车辆被推到路旁，还有一辆倾覆的甬道式大型无轨电车无法拖动，堵塞着半条马路。满地是碎砖和闪闪发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净的黄澄澄弹壳……这里的步哨不及前门多，气焰却凶横暴戾，食指锁定在枪扳机上，盔沿下双目精芒闪动，扫描着每一个路人，不时发出几声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惊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桥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着刺刀的岗哨，不再有市民过往。
当日在此惨酷的一战，成了官方指证“反革命暴乱”最有力的说辞。我无意细述事件的过程，所谓“历史事实”，在它刚发生不久，就已各执一词，真伪莫辨；及至时过境迁，就更说不清楚了。我倒愿意引述官方控词的梗概 ――当日，大队军车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由南向往北，朝广场方向猛扑，突进至崇文门这交通瓶颈，已是路障重重，民众严阵以待，砖石与瓶子劈头盖脸飞来。指挥官眼见无法前进，下令所有军车掉头另觅通途，仅一辆拖卡的军车因体积笨重而掉不过头来，转眼后继部队已移师他往，撇下这一小队官兵受到民众的包围进逼，他们弃车之后被困于行人天桥上，由士兵持枪把守两边梯口。民众呐喊不止，却不敢硬冲；其后，有三位白发老妇挺身而出，颤巍巍地走上面天桥，跪倒在士兵脚下，哭泣恳求当兵的勿以枪口对准学生和百姓――到此为止，本是八九民运中感天动地的一幕――那士兵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发喊：这当兵的手里欠下几条人命！无论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极具刺激性，于是有几条身形暴起，和当兵的扭打成一团。指挥官见势急令全队冲下天桥，夺路奔入胡同遁去。不幸这名士兵已无法走脱，先被打晕，又被扔下天桥，最后被倒吊于桥底，给浇上汽油，点了天灯！这毛骨悚然而又极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报全军，其后又印发照片、登报纸、上电视，成了激发戒严部队士气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听到的并不是这个官方说法，但无论何种版本，我都为之深感震骇。这民族的潜意识中的嗜血和暴力倾向竟是如此可怕，争端一起即血溅五步，惯于用生死来判胜败，用斧钺来辨正邪。如此国民性，欲向现代文明和理性归化，真是荆棘满途。我曾大觉困惑，这个国族的传统形象倒是沉静内敛、十分儒雅的，那些绵永而湮邈的历史，在外人看来，简直是个瑰丽的东方神话。至少，构成中华文化主流的儒释道三家，均无暴力取向，如果说“国教”儒家学说有相当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统、贬抑异端，确无鼓吹暴力的教条。思前想后，只能归咎于手执王杖的权势者，那些君临一切的真龙天子，那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诸如“点天灯”这种狂暴的杀人术，本来就是王者首创，车裂、鼎烹、宫刑、瓮焙、绑缚法场的游街示众、刀斧手在观者如堵之下夸张的表演、割下首级高悬城门昭告子民……所有这些野蛮暴行都假王道、纲常、社稷、稳定之名公然施行，从而激发和确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冲动成了草泽民间的潜在规则。事实上，新中国建政数十年来，一直沿袭许多先朝的律例，诸如处决“阶级敌人”的群众公审大会，押赴刑场时的挂牌游街，更不用说推陈出新的斗争会，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发和自我交待……等等。我为那名士兵的悲惨下场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绪藉以宣泄的一个不幸对象。但是，这些“暴民”难道是从地底阴沟钻出来的吗？在这个血腥的六月之前，他们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还是如官方所说，是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怀有深仇大恨的敌对分子？
如果历史需要证词，我会毫不犹豫地以亲历者的身份，证实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击的好几个重要现场，绝无所谓“反革命暴乱”的半点迹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门，也难以让我相信整个进军过程中一弹未发，简直就象开赴天安门广场参加阅兵式似的。这一点，崇文门一带的市民当然有不同说法，否则无法置信一两个煽动者能令群情耸动，霎时释放出以暴易暴的潜意识。然而，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则性问题，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镇压，“一步也不能退”，“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就是他们的铁腕语言。可怜那些学子与平民，竟不晓得他们从一开始就触犯了天条，而去幻想他们响遏行云的呼号和森林一般挥舞的手臂能正天听、挽狂澜。这个政权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最终也要用暴力来捍卫它。想变天吗？无妨一试，但他们当年流了那么多血，你们就要还这么多血来。这绝不是戏言，而是见诸《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和政要的公开讲话。这叫打开天窗说亮话。什么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类都被简化为――到底是你还是我来坐江山！这正是现代中国的困局。执政者已断然排除了和平变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苍生之福，又会堕入强权阴谋和政治仇恨的历史因循之中。说到底，千年来每一次改朝换代，终不离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说这是一次创世纪的伟大尝试，其结局竟也并无例外。
九、我离开了煞气重重的崇文门，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后景象，又发现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沥青层大面积龟裂损毁，当为重型战车轰隆辗压所致。就在某个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绝迹多时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这些细节，或许有助窥探屠城黑日之军与警的微妙关系――路心的交通岗亭已被战车撞翻，交通警背着手站在路边，无所事事。马路已无正常交通，民用车辆极为罕见，却不时有拉着“为民送粮”横幅的军车在未及清理的障碍物之间绕行。显见得在居民的抢购风之下，首都存粮已见危机。再者，廿万入城大军的给养消耗也颇惊人。
交通警神情沮丧地目送着军车，那些车牌标志和识别号码是他闻所未闻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应以满口京腔，于是一下子围拢了好些平民问这问那，我正好听到两句对答。市民不知问的什么，警察嘴角向远去的军车一撇：“他们连我们也打！”市民又问：“这些大兵在北京还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问我，我问谁去呀！”可以想见，戒严部队的总攻时刻、行动路线以及“强制措施”的具体所指，首都交警大队全都蒙在鼓里。
我记得第一支从西南路冲击广场的军队前锋杀至，在靠近前门的“东方明珠大酒楼”路口值勤的交通警还在岗上，当其时那位警察也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战斗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论，凡长驻北京的卫戍区官兵、武装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户籍警察甚至包括国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内心大都同情民运，只不过交通警察仅系准军事组织，与公务员近同，政治纪律不那么严密，故能斗胆讲几句大实话。甚至于军队，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
又经过某重要路段，这里有多辆军车残骸，其中一部履带式军车烧毁得那样彻底，以我对兵器的无知，竟认不出它原先是装甲车还是一种军事指挥车，总之烧成一堆废铁，右边一大截履带脱落，象一条僵死的巨蟒瘫在路心。一切都显示当时战况之惨烈。此处现驻扎着大队士兵。我初时骤见路边绿地竟然坐满了穿草绿军服的大兵，吓得几乎掉头而去，却又恐显得形迹可疑，唯有硬着头皮向前骑行。
殊想不到这里的气氛要比前门、崇文门轻松百倍。兵们摘下钢盔，敞着风纪扣，在草地上矮树下或坐或卧，象郊游野餐似的。只有当官的仍戎装肃整，挎着手枪四处游动。他们对路心的劫后景象熟视无睹，事不关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层住宅楼群。那些不识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闷多日，择这好天气下楼撒欢来了。士兵们很喜欢逗孩子玩，百无禁忌的小童钻入士兵丛中，连跑带跳。兵们乐不可支，或搂抱，或将孩子举放于军车上。孩子们的父母先是戒备而后也趋前拉话。我见状也下车缓行，听见许多对答。市民的问话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们是沈阳军区开来的，六月五日才进城，一直停留在这里。有的兵为了回应尖锐质询，拉开枪膛给市民展示里头并无子弹，又说他们这一路根本没有配发弹药；有的兵被问道，路心被毁的军车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当官的根本无意监听部下的对答，至于市民更大胆的话语，当官的都装听不见。
可惜我无法多作逗留，目标是安定门――首都机场――广州。每一阶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谨慎从事，少去招惹，以免无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线图，我绕开重兵把守躲、杀气腾腾的建国门立体交叉桥，也避开大片使馆区，但散布好几处的外交公寓总不能完全绕过，也就看到了一些戏剧性画面。这里多了些小轿车，均系外交官的黑色专用牌照。这些轿车都装扮得象庆典花车，除了车头两面国旗招展，车后天线杆也绑上更大幅的国旗，车身则贴满五颜六色的外国国徽，隔一两条街也识别得出这是外国使馆的专车。我想，这是派驻那些政变频仍、内战不息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官习惯沿用的应变措施，却在北京派上用场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侨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装运大小行李，连等候上车的外国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国旗。即使未曾亲睹六四惨况的人，只要看到这些场景，便可相信这个国家的确发生了一场战争――一场专制对民主、野蛮对理性的战争。
十、终于到达安定门约定地点。刘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车里没动，只用失神的目光打个招呼。我认得《人民文学》的车，司机却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给王蒙开车的老杨司机，也不是那位曾给“借”出去拍过两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国武术冠军。
我把单车放到地铁站出口处。相信妻子要过好多天以后才敢到这边来取――如果它还在的话。钻进车里，刘心武简短说几句有关机票和航班的事，便归于沉默。司机亦无言。这张生面孔令我颇不安，更不敢多话。再等一会。《人民文学》的王清风来了，我稍觉宽心，是他送我们去机场。
车子发动，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异的战乱景象，四人都各怀心事，默不作声。直驶离城区，开上通往首都机场的公路，王清风才给我介绍，这位年轻司机也是刚“借”来的。大陆单位的司机时常被借来借去，不足为怪。介绍毕，王清风也不再多言。刘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机场的道路并无军队踪迹，更无截查哨卡，这倒是怪事。
内乱一起，占领电视台、电台、电讯电话局、报社、机场都是通例，亦系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范例和光荣传统…..机场指挥塔从平坦的柏油路尽头迅速崛起，第二个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际稍稍松弛的心弦又再抽紧，包括司机在内，一车人都颇觉不安，实不知此刻首都机场成了什么样子。
拐入停车场，又看到多辆撤侨巴士。前些天尽管各国驰电紧急撤出侨民、专家、留学生，却无法抵达机场，有先见之明的英美等国，在五月份戒严令生效时已包租下靠近机场的假日酒店，临时安置侨民，一有风吹草动便直奔国际机场。那些动作稍慢的则要滞留到这时才得以返国。望去国际航线候机厅门口净是箱笼行李、男女老幼；国内航线大厅之混乱更难以想象。
然而，我们之忧虑倒不在于此，机场如无戒严部队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统的人马把关，重点甄别和防范“XX分子”出走。我们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分子”，总之，所谓空弦落雁，铁腕强权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惊弓之鸟。王清风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强干。他让我们安坐勿动，证件交他去办理登机手续。王才进去一会就转回，一切办妥。他说国内航线反而很冷清，多数国内搭客都困身城内，无法前来。
听机场工作人员说，昨天飞广州的航班才六个乘客。看情形，大厅里也并无异常情况。我们其实到得太早，这种时局势必要加大时间提前量。接下来，只剩下沉闷的等待。我自是无话可说，只听见刘向王交待若干编务，其中提到已征集多时的《人民文学》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册。其实，在纪念册上赋诗题词的群贤，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运已难预料……
十一、终于起行。我和刘步入大厅，果然不见了太平时的熙熙攘攘，但旅客还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内气氛已略见松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线办理机票登记之处，都是清一色民航职员，并无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进而又留意到，一些样子太过年轻、神情却憔悴不堪的乘客，他们是临时前来购票的。机场的惯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内民航售票处预购，只有个别常年出差而又门槛很精的人才晓得如果某班航机有空位，机场间或也发售即时机票，但仍须出示个人证件以外的单位证明。而我看到现时这些临时购票者似无此类单位证明，口头向民航职员询问交涉，然后一亮窝在手心的证件――我相信那是学生证，机场职员一改平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孔，慨然允诺，并即刻着手办理，收款、开票――就这么简单快捷。这些细节，我想刘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们没有交流感想，只低头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现的武警制服，是进入候机休息厅的检查关卡，此处向来就有的，一切运转依旧，也许只是我的心理感觉，那几位男女武警对学生模样的乘客的检查放行，似乎比旁人还快捷利索（后来我得知，机场很快就被严密控制，此前的松缓再不复见）。
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决策和指挥还是相当紊乱，他们被这个结局的后果弄得手忙脚乱，对事变应对的急轻缓重一时失去了判断力。当然还要加上相关机构的办事人员对学生的同情。
进入候机厅，我认出走在我们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军韩爱萍，另一位长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将（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北人，在低声说着家乡话。她俩都没随身携带球拍，不象是外出参赛。莫非她们也被连天烽火吓怕了，返武汉避难的？两人注意到我的视线，即刻收起悄悄话。其实我听不懂湖北话，不知道她们说些什么。这倒提醒我的警觉，不能与同伴咬耳朵，以免无端招人注目。
不过，此后这一路，刘根本无意和我说什么，而且周围诸人亦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验登机卡，上机。我和刘的座位隔着通道，紧挨着我的是一位戴眼镜、长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别珍视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询问我上方行李架的盖子怎样打开。我协助他完成这项看上去很郑重的任务，他坐下卡嚓尝试一番，同样不成功，不得不又问我安全带怎么系，我示范指点，然后大家再无对话。毫无疑问，他是学生。直觉告诉我，他岂止没坐过飞机，而且根本没到过南方。我不由为他的命运担忧……昨日空荡荡的机场才隔一天，我们这班飞机已基本客满，相信未来几日更会掀起南下的狂潮。我应该庆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后逃离这座凶城，然而却无半分宽慰之感。飞机轰然发动，我的心室蓦然一阵剧痛！跑道在巨大的机翼下飞快后掠，消失。厚重辽广的华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缓展开，间或有麦田波动不已的浓绿色块点缀其间，终是遮不住万里苍黄。这大平原土质疏松，缺水，热风不时裹挟起骇人的触天尘柱，宛如一个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愤怒手臂。大野尽头，隆起峥嵘的燕山山脉，它望去并非泥土砂石堆积而成的，仿佛从地心到表层都是板块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郁林木的装点，犷悍豪迈地裸着嶙峋岩层，它是中华先祖的脊骨。经过好几个朝代的荣枯盛衰，这条地脉也许已王气凋零，但我们先人传下来的一股天地英雄气，依然在后裔子民的经络里奔涌。它是豪杰的母体，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诗的源泉。飞机继续迎着阳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现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战乱的疮痍，气象依旧，俨然一座雄伟壮观的帝都，静穆于暴戾的兵气和阴沉的人祸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动的人海旗林已风流云散，一个光荣的百年梦想再度被覆盖于劫灰底下。这座见惯了世情翻覆、山河兴废的古城只是沉默着。好多世纪以来，频仍的灾变、兵燹、饥馑、疠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动它的根基。它简直是灾难的渊薮，是历史的缩影；然而，它又是一个国族的象征。它真切体现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举世无匹的耐力，在风云变幻之中固守着内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伟大，远过于那些显赫一时的至尊权贵，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灾变动乱。直到它无力呵护自己这些命运愁苦的子民，才松开它的巨手――去吧，孩子。于是，号角惊天，革命象狂飙一般席卷中华大地，历史又冒着弹雨和血光行进……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渐渐缩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样的暗影。这时，我望见了蜿蜒的万里长城和波光微渺的大运河――我终于流泪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最后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记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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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张伯笠-逃亡者
由 消灭斧头帮 » 2012年6月30日
六四英雄－－张伯笠的逃亡传奇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 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 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 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 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 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 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 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 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 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 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 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 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 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 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 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 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 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 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 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 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 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 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 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 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 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 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 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 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 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 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 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 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 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 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 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
，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 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 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 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 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 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 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 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 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 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 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 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 （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
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 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 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 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 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 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 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 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 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 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
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
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
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
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
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
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
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
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
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
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
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
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
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
，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
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
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
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
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
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
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
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
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
，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
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
，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
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
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
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
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
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
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
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
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
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
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
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
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
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
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
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
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
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
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
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
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
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
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
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
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
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
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
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
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
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
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
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
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
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
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
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
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
，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
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
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
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
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
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
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
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
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
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
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
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
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
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
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
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
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
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
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
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
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
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
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
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
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
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作者简介】 张伯笠，男，三十岁，黑龙江省人，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员。他的报告文学曾多次在中国北京、台湾获奖。其获奖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国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张伯笠参加领导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历任北京大学《新闻导报》总编辑、天安门绝食团副总指挥、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一九八九年六月张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学生领袖通缉令中全国通缉。 此后，张伯笠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之久，其间曾亡命苏联，后被送回中国。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国，被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聘为研究员，完成了《逃离中国》一书。目前此书已被拍成了纪录片并在美国国际人权电影节播出。
张伯笠现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兼编委会主任，并兼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 ～～～～～～～～～～～～～～～～～～～～～～～～～～～～～～～～【散 文】 我不敢忘记
张伯笠
“遗忘和不能遗忘是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知识份子长期的持久战。”——米兰·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写点什么。前几年在大陆藏匿没有条件写，现在有了条件又一时不知从何写起，我不由自问，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于是象恶梦惊醒一般的一头冷汗。
人们习惯于遗忘，人们习惯于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着，人们习惯于忘掉死去的和过去的而珍惜现在的憧憬未来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鲜血早已凝固、变淡，在人们 匆匆行走的脚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滚滚的热泪，已变成了卡拉ＯＫ厅中的冷饮。生活变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适应这一切，但却不敢忘记当年那一 切。 一切都从那个青年的微笑说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门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结束之后，我带领民主大学的十几名同学迎着枪声向包围广场的军队冲去。在前 门的西侧，在那个象征开放的肯德基家乡鸡的楼前，上万名群众和大学生与进攻的军人展开了拉锯战。士兵们高喊着“热爱首都，热爱人民”的口号跑步向广场包 围。市民们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的口号拉拽士兵。
密集的枪声响了，市民们向四处跑散或就地卧倒。于是士兵们继续前进，继续高喊“热爱首都，热爱人民”……。
枪声停了，市民们爬起来又象潮水般涌上去，围住士兵，高喊着“保卫广场，保卫学生”。
于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枪声……。
枪声中，一个青年背着一个伤员来到前门附近的急救站。那个伤员满头是血仰躺在担架上，医生用白药棉把他脸上的血轻轻地擦去，但却找不到伤口在哪里。 灯光下，那是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仍在淡淡地微笑。我们发现，那大理石般的脸的下巴处有一黄豆粒大的洞，血从那里流出。医生猛地把他翻过去，他的后脑被子 弹炸成一个洞……。
医生说：他死了。
那个背着死者来的小伙子痛心疾首地说道：同学们，不要忘记这一天，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两年的逃亡中，每当被恶梦惊醒时，我的脑中都会响起那痛心疾首的吼声……
那两年我在恐怖、饥饿、孤独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离子散的痛苦同时在撕咬我的心灵。在这双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当我身体基本复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了民主中国阵线和民主中国团结联盟世界代表大会。在这次合并大会上，我被代表们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的副主席。 这副担子对于我来说似乎过于沉重，我面临的是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是一个难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断受到同道人责难的组织。但我不敢退却，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难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负重地承担一切。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不属于我自己。
我不敢遗忘，因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遗忘，因为还有刘刚等大批的朋友还在铁窗内，得不到本属于他们的阳光和自由。
我不敢遗忘，因为我是这个苦难民族的一分子……。 □ 转载自《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三一期 ～～～～～～～～～～～～～～～～～～～～～～～～～～～～～～
～～【纪实文学】
逃亡铁幕内 （上）
张伯笠
我曾经答应过ＫＧＢ的伊凡诺维奇上校，把亡命苏联的这段经历藏在肚子里，绝对不向世人公布。
谁会料到，二十一个月后，苏联解体了，铁幕打碎了，捷尔任斯基的铜像和列宁的铜像轰然倒在尘埃里。我可以写我的这段经历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军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国人心灵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带着心灵和肉体已疲惫不堪的学生们离开了我们坚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门广场。 三天后，我逃离北京。
九天后，中共公安部转发北京公安局通缉令，对王丹等二十一人实行全国通缉。我是天安门指挥部副总指挥，又是天安门民主大学校长，被全国通缉是预料中的事。我们二十一人的通缉令通过报纸、电视台、广播电台迅速传遍中国各个角落。我的通缉令原文是这样的：
张伯笠、男、廿六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一点七五米左右，较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东北口音。
同时，在通缉令的前面附上戒严部队指挥部和公安部杀气腾腾的警告，让我们“投案自首”，否则“从严惩处”，如谁敢窝藏，严刑判决，绝不宽贷。
此后，中国笼罩在红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装警察、解放军部队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脚老太太巡逻队组成的铁幕又开始把中国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到处是警车的呼啸 声，电视台和报纸不仅又被谎言塞满，而且也报道一些我们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杨涛、周锋锁、熊焱等相继被捕；吾尔开希、李禄等逃到了巴 黎；马少芳、熊伟向中共自首……而对我们仍在逃亡者的包围圈也越缩越小。我扮成农民，在黑龙江省的农村躲藏了几个月后，黑龙江进入了冬季，再没什么农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加。
我冒险潜入哈尔滨，找到了一个叫宪弟的人。他是职业军人，是我在哈尔滨的老朋友。他告诉了我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仅知道我被困在黑龙江省，而且中国铁路公安局长在全国铁路电话会议上向铁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发现张伯笠可当场击毙。 于是，我决定逃离中国。
从香港逃亡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王军涛、陈子明的被捕说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从哈尔滨到深圳的路上是否会被警察击毙。
缅甸、越南、老挝、蒙古？路途遥远，况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选择了苏联。 苏联和黑龙江只一江之隔，宪弟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有个开中国餐馆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许可以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 有病乱投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开出条路，或许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哈尔滨火车站在夜色包围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辆警车十分显眼。一小队接一小队的警察和戴红袖章的治安人员不停地检查候车旅客的证件和车票。据中央电视台公布，全国已经进入“春 节运输”期间，旅客暴增，乘坐特别快车和直达快车的旅客可以凭票进入候车室候车，而慢车和普通快车的旅客则只好在寒风中机械地排着一列列长队，在警察和车 站工作人员的吆喝下等待乘车。
夜间十一点钟，我和宪弟出现在车站广场。寒冷的天气和飘飞的雪花给我创造了伪装的条件——我戴着严实的风雪帽，一条印花大毛巾把脸捂得只剩一双眼睛，眼 睛上戴着一副当地青年人多数喜欢戴的变色眼镜。宪弟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军大衣，提着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个公文包，里面装着伪造的身份证和边防通 行证。
一队武装警察从我们身边走过，若无其事。但当他们走到苏联红军纪念碑下一个青年人身边时，却闪电般把那个毫无提防的青年人击倒在雪地。旅客们忽啦啦围了过去。宪弟要去看看，我没同意。对我们来说，现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来。
不一会，那个青年被押上了警车。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只看见他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寒风中飘拂。 据说，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枪。
车站的气氛顿时紧张，武装警察显然在不断增多。他们像警犬一样在人群中嗅着，大概是寻找持枪青年的同党。但他们不知道，被中共人大会上报告中污蔑为要杀 死四千六百万共产党员的“新时期黄埔军校”（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校长，他们全国通缉半年而一无所获的张伯笠就在这候车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况对我们不利，立即拉着宪弟走出长长的队列。为了不引起怀疑，我们到书报摊前买了几本书，一本《天津文学》增刊，一本《当代》文学双月刊，还有 一本是海南岛出版的杂志，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着麦克风向天安门广场的同学讲话，那肯定是秘密警察当时拍摄的。
车站的警察开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检票口也增加了十八个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开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车已经开始检票。 宪弟问：“怎么办？” 我说：“别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之前，我在铁路跑的几年记者使我对中国各主要大站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中国大陆，每一个车站都有“通勤口”，即铁路内部职工上下班走 的小门。这个小门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为门旁边有门卫室。但据我所知，门卫多是老职工，而他们一般不过问过往的铁工，问题是你必须 像是一个铁路职工。 我所乘坐的列车午夜十二点四十五分从哈尔滨火车站发车。
我和宪弟十二点三十分出现在车站广场南侧一里之遥的“铁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门不时有拎着饭盒的铁工出入，门旁的门卫室里灯火通明，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个戴红袖标的老头正在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老白干。
没有警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给宪弟使了眼色，于是大摇大摆地向通勤口走去。宪弟紧跟着我，脚步显然有些犹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点，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出现在门卫的视线之内了。
我顺利地走进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门卫开门出来拦住了宪弟。 我的反应是敏捷的。自通缉令发布之后，我曾和警察多次发生过正面冲突，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表现得冷静机智，这使我常常化险为夷。
我还没等老门卫开口盘问宪弟，便用标准的哈尔滨腔调骂开了：“妈了巴子，就会磨蹭，眼看迟到了，这个月的奖金要是泡了汤，看全班弟兄不剥你的皮！” 宪弟反应得很快：“操他妈的，老子一不想入党、二不想入团，能把老子怎样！”他一边说一边推开老门卫走进了站台。 老门卫在后边做开了思想工作：“小伙子，火气不小哇！这年头该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对不？哪个段的？”
我忙回答：“机务段。” 宪弟说：“妈个臭Ｘ，不是人干的活！” 老门卫用火柴棍拨着牙花子：“嗨，小伙子，哪个段都一样！”说完，他向自己那灯火通明的门卫室走去，一边走一边摇头：“这年头，都这么大火气……”
二十分钟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顺利地登上了火车。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连我自己都怀疑能否活着走完几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车毕竟驶出了夜幕下的哈尔滨，一个对我威胁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车上 列车严重超员。
过道上和车门口挤了许多没有座位的人。 我和宪弟只挤到两个车厢的连接处就再也挤不动了。我迅速在烧水锅炉旁挤了一个位置，我不想进车厢，车厢里灯火太亮，万一被警察认出就麻烦了。
列车里乱糟糟的。烟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四处弥漫，打扑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热闹，几名铁路警察带着十几名戴红袖标的旅客在各车厢 巡视。这些戴红袖标的是从旅客中选出的，叫“列车警民联防小组”。这些人不管什么事，到餐车开个会，发个红袖标，回到车厢照旧睡大觉。
宪弟拿出香烟，随手递给他身边的两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一人一支。那两个小伙子一看是美国“万宝路”，也就老大不客气叼在嘴上。我想提醒宪弟少和别人说 话，以免出事，但已经来不及了，宪弟已叼着香烟，和那两个人摆开了龙门阵。那两个皮夹克的前前后后放了几个大袋子，不知道装些什么。来往的人觉得那袋子碍 事，想发作，但一见那两个皮夹克和宪弟的块头，便把话咽进了肚子。
列车离开哈尔滨一个小时后，两名警察带着两名“红袖标”挤了过来。当他们走到我面前时站住不动了。 “谁的袋子，打开检查！”警察大声喝道。 那两个皮夹克说是他们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们寒暄起来，两个皮夹克让警察给他们解决卧铺，警察满口答应。显然，他们认识。
一个“红袖标”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两个“皮夹克”，又看看吞云吐雾的宪弟，似乎想询问什么。 宪弟不高兴了，大手一拨，那红袖标就地转了个圈儿。 宪弟说：“戴个红袖标就是人了？看什么？你看我像王丹呢还是像吾尔开希？！”
周围爆发出一阵大笑，连那两个警察也笑了。那两个皮夹克大汉笑得更开心。一个皮夹克说：“那王丹和吾尔开希一个在秦城监狱，中央委员待遇，一个在法国当 民阵副主席，和李鹏一个级别，你他妈有那福份见到他们吗？瞧你那熊样！”另一个皮夹克说：“那二十一个学生领袖中的张伯笠是咱们省的人，听说逃回黑龙江 了，说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奖呢！” 人群又一阵哄笑。
我虽然紧张到了极点，但也只好陪着笑。 一个皮夹克说：“这半年都快过去了，那二十一个学生头儿该抓的抓，该跑的跑到外国去了，就咱们省那个张伯笠楞是没消息，你说怪不怪。”
那个铁路警察接过皮夹克递过的烟卷儿，一边点头一边说：“咋没消息？前几天我们局长去北京开会，公安部说张伯笠现在带人在长白山打游击呢！”
我吓了一跳，这是我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说过的一句玩笑话。 皮夹克说：“妈的，还是咱们东北人有种！” 铁路警察说：“不过是猜测。还听说他已在黑龙江口活动，你们分局没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对的，那两个皮夹克是警察。 皮夹克说：“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么巧让咱们碰上？前几天又布置抓，说在佳木斯一个农场发现了张伯笠，扯鸡巴蛋！”
另一个皮夹克说：“人家什么脑袋？咱们是什么脑袋？笑话，再说，再说，现在谁扯那个鸡巴蛋！都是黑龙江老乡，让北京戒严部队来抓嘛！当官是他们、入党是他们，长工资也是他们，咱们算个屁？弄俩钱儿养家糊口才是正事儿。”
警察问：“这趟弄多少？” 皮夹克：“二百件，一会给你们俩弄件穿穿，这次是内蒙古产品，皮子软、好货！” 警察笑着带红袖标走了。皮夹克在后边喊：“卧铺两张，别忘了！”
警察走了，皮夹克成了这里的中心，从谈话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东安分局的侦察员，到哈尔滨弄皮夹克回佳木斯卖，一件可赚三十元至四十元。他们跑这一趟，每人可赚三四千元人民币，比他们一年的工资都多。 经过了刚才的惊险，我胆子也壮了，蹲在车门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烟，递给两位皮夹克，一边为他们点烟，一边问：“哥们，这卧铺还真不好买，是吧？” 一个皮夹克说：“咋不好买？看你有没有钱！你肯出钱我给你买。” 我问：“要多少钱？” 皮夹克：“一张硬卧十八元，你给三十六元和一包万宝路烟我就能给你买来。” 我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的人民币和两包万宝路烟：“那就劳驾大哥帮忙了。” 那皮夹克瞧瞧我：“我说着玩呢！没想到你还真肯出血！” 我装作轻松：“反正公家报销。” 宪弟说：“他是我们厂的供销科长，没问题。” 那皮夹克把烟塞进衣袋里，拿着钞票向餐车挤去。半个小时后，他挤回来了，手里拿着四张补票。他对我和宪弟说：“走吧，帮我拿两个袋子！” 我们昏头昏脑地挤过了几节车厢，终于进了卧铺车厢，这和喧闹的普通车厢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车厢里灯已经熄了，我爬上上铺，躺了下来。累极了。
列车在风雪中向北前进。 现在，无论灯火通明的普通车厢怎样拥挤，警察的眼睛怎样警惕，那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也许是太累了，我居然睡着了。 睡梦中似乎是每次从北京回太原一样，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儿的甜蜜亲吻……
第三章 边防检查站
翌日上午，我们顺利地到达佳木斯市并换乘开往边境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得飞快，宪弟偷偷告诉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总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车驶过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冻，像一条冻僵的白蛇向远方蜿蜒。下午二点钟，汽车驶进了一个叫只龙山的镇子，在只龙山过后有一座长二十五米的水泥桥，中共的武装警察一个支队驻守桥头，过了桥就属于边境地区了。
我必须过桥。
汽车上的旅客常常谈桥色变。据说守桥的武警非常凶狠，没证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羁押起来帮他们干些活，几个月不放人。
我和宪弟虽然都持有边防通行证（伪造得可乱真），但我仍不敢闯边防检查站，我的通缉令随处可见，而黑龙江的边防对我会更加关注。我决定在桥前一段距离就下车，然后想办法偷越过边防检查站。
汽车在检查站前面没有站牌，远远的已经看到桥头飘扬的五星红旗了，我要求司机停车让我们下去。
司机很不高兴，继续开车，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机身边的售票员是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悄声问：“你是不是没有边防通行证？”
我点点头。她又瞧了瞧我，叹了一口气。
我查觉到那大眼睛中闪现的同情，便递给她一包万宝路香烟，求她给司机说说情。 她拿过烟，扔给司机，然后告诉我要沿山边走，千万不要进山，进山容易迷路，后果不堪设想。
汽车扔下我们开走了，在汽车卷起的雪雾掩护下，我和宪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钻进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设想，我们只要在四个小时内绕过边境检查站，就可以赶上最后一次班车。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大雪如棉絮似鹅毛，天气异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们在齐膝深的雪地艰难跋涉。大雪在帮我们忙——它掩埋了我们的脚印，使我们不至于被巡逻的边防军发现行踪。
边境检查站的五星红旗成了我们校对方向的座标轴心。我们从一个林子奔向另一个林子，借树木的掩护，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远镜发现。然而，四个小时后我们仍未走出这片林海雪原，我发现我们迷路了，而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渍透，两腿发软，两只脚似乎不是自己的。宪弟也是一样，尽管天气出奇的冷，他还是脱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着满头大汗，腾腾的热气从他的头顶升起。
我说：“先歇会吧！”于是两人无力地将自己的身体扔在雪地上。我点燃一枝香烟，而宪弟则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只饥渴的狼。
朔风从树梢掠过，发出怪怪的声音，风雪中偶尔能听到狼和别的野兽的咆哮。宪弟从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锈钢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东西，警察发现了也不会把它算作不准携带的利器，但对付流氓或野兽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宪弟用菜刀砍了两根树枝，递给我做拐杖，于是我们重又站起来继续走，唯一给我们点启发的是远处传来的机动车辆的发动机声音。
星星被冻得闪着眼睛，雪白的山峦反着微弱的星光。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走出了山林。
面对白皑皑一望无垠的阔地，我和宪弟小声地欢呼起来。在不远处，两支雪亮的灯柱在飞速前行。我们找到公路了！
蓦地，一只雪亮的比汽车灯光要亮几十倍的探照灯柱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掠过，我急迅把宪弟按倒在雪地。我发现，我们十多个小时的跋涉其实才走了公路上直线的几千公尺。但情况不同的是，我们已经成功地绕过了边境检查站。
公车已经没有了，其他车辆也难得见到一辆，即使有，在这寒冷的午夜，司机多数不会冒险给两个大汉搭车。于是我们撤进了山林，寻找一处背风的山坳，用林边农民遗弃的向日葵秆搭了一个“帐篷”，尽管四处透风，但却挡住了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和宪弟靠得紧紧的坐下。这才觉出又饥又渴又冷。带的面包已经冻成冰砣，咬不动。幸好我买了一些巧克力，宪弟拿出一瓶白酒，我们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喝白酒。十几分钟后，我们浑身的汗渍已变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凉又潮，手和脚已经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边境检查站就在千米之外，宪弟已经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着呼噜。十分钟后，我推醒他。这种天气睡觉会冻坏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为被汗水湿透，现在冻得和铁一般坚硬，我搓着麻木的手，突然想起当年在农村插队时在山上取暖的办法，为了避免引来山火，几个人用几枝干柴 点燃“小火”，然后用手捂住。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宪弟，他很兴奋，立即站起来，把“帐篷”可能露光的缝隙又用向日葵秆堵了堵，我把“帐篷”里的积雪清了 清，从背包中拿出了在哈尔滨车站买的三本杂志，然後一张张点燃，为了让纸燃烧时间长一些，要把纸张团成纸蛋，这样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冻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过来。宪弟一边往火堆上加纸，一边哼着歌，那是在东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当地的青年人都喜欢唱，他们给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词。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轻的朋友做事情， 做错了事情要法办呐哥们儿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哟…… 二月里，龙抬头， 我在狱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审讯呐哥们呀， 身上没有好皮肉呀嗯嗨哟…… 宪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浓浓的，尤其在“哥们呀”和“嗯嗨哟”后的拖腔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我从怀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儿的脸蛋红红的，像是一个挂着朝露的红苹果，这两张照片是我逃离北京时在影集中抽出来的，半年来，我把这两张 照片放在内衣的口袋里。由于衬衣被汗渍透，照片变得又软又湿，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渍，照片后面妻子写的娟秀的小字已经模糊：“雪儿十五个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国土，我已有近十个月没有见到妻子和刚刚会叫我爸爸的女儿了。此刻，她们一定在温暖的家中熟睡。她们会想到我吗？她们会理解我吗？我好像 看到雪儿伸着小手在喊：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诉我，这几年来，她在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讯问，我彷佛听她说：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后天，我也许能成功地越过国境，也可能在越境时被逮捕或被击毙。如被击毙，我毫无遗憾，或许能换来心灵的安宁；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国外，我不知道何时才 能见到妻子和女儿。而此刻，在这个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为女儿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会织女， 神仙也有团圆日啊我说哥们呀， 我和我妻两分离呀嗯嗨哟……
宪弟看我凝视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说：“唱吧，唱起来心里好受点……” 就这样，风雪夜中两个孤独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缕东北小调，留给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俄国十二月党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欢的一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 小伙子你为什么忧愁， 为什麽低着你的头， 是谁叫你这样伤心， 问他的是那乘车的人……
凌晨三点，三本杂志烧光了，小小的火苗熄灭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几分钟后，我们被冻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我们站起身来，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点钟左右是被当地人称为“鬼龇牙”的时间（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时间，连鬼都被冻得龇牙咧嘴），边防检查站的武装警察也都被冻得用皮大衣裹紧身子或躲在什么地方取暖，这对我们行动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条冻僵的白蛇，静静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无声的飘落。公路滑得很，我们俩经常摔倒，但可喜的是，边境检查站终于被我们甩在身后，而且越甩越远。
第四章 边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飞舞的雪花使眼前的这个小镇像一幅俄罗斯的油画，只有几缕炊烟和偶尔的狗吠给了它一点生气。
我和宪弟看见一个小酒馆的门开了，便闯了进去，那掌柜的为我们炒了一盘猪肝和一盘猪大肠，我和宪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来，我们从哈尔 滨出发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口热饭喝口热水了。当餐桌上的杯盘全部空空如也时，我的身体才感觉到有了一丝暖意。
两个小时后，我们挤上了开往Ａ县的公共汽车，车上挤得满满的，住在边境村落的农民大多是找亲戚或置办年货的。宪弟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个座位，而我则开始呕 吐，我想也许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呕吐，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多亏宪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机看我吐得一塌糊涂，在一个镇子停了下来。他 让我们下车，说镇上有医院。
宪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对我说：你现在只有治病，别无选择。 宪弟说离这个镇十几里路有一个边境小村，他有一个表姐住在村子。我们决定先去投奔她，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好听他的安排。宪弟背起我，艰难地向镇外走去。我们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医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来，昏迷中我听到了狗吠声，灯光告诉我，我们进村了。 宪弟敲开了一户农家的门…… 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宪弟手里拿着一个用饮料盒改制的油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拿着一支做鞋用的锥子，放在灯火上烧着。
宪弟看我醒了，便说：“吓死我了，这是我表姐，没外人，没事的。”他还告诉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称“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这种病有时几个小时就可死人。多亏大表姐会“挑”，刚才我昏迷时大表姐已经“挑”破了我的肛门，放出了许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这种土办法我当年插队时也见到农民们用过，说不出什么科学道理，但有时还真有效。 大表姐把烧热的锥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后把我的衬衣解开，对我说：兄弟，忍着点。便把锥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扎过十几针后，大表姐的锥子发出“嗄磴嗄磴”的响声。她在我的胸口挑着什么，一边挑一边说：“看看，这羊毛都生爪了，幸亏挑得早……” 她一边说一边挑，似乎挑出了许多毛，我忍着痛不使自己哼出声。十几分钟后，表姐从宪弟手里接过一个水果罐头瓶子，然后把一张白纸在灯火上点燃，扔进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迹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觉像是一只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个身体揪在了一起一样。 表姐为我擦掉额头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说来奇怪，当我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不再恶心呕吐了，昏沉的头也清凉了许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长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啧啧，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并让宪弟拿烟给他们抽。宪弟拿出万宝路递给大表姐和蹲在门口一声不吭烧炉子的人。宪弟说，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满憨厚的。
当表姐知道这烟要十二元人民币才能买一包时说：“抽金子吗？这支烟够我买十盒火柴的！” 我说：“表姐，谢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表姐说：“知道，宪弟都告诉我了，前几天电视里还有你的镜头呢。”
表姐夫说：“那是通缉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电视，管他什么令。”
我说：“表姐，你们不害怕吗？”
表姐：“怕什么？你又没偷没抢没杀人，也真苦了你们，听说你们在天安门七天不吃饭，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诉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苏联。
表姐吓了一跳：“老毛子（东北人对苏俄人的称呼）把你送回来怎么办？” 我说：“也许不会。我不想连累你们。”
表姐说：“等几天吧，你现在的身体过不了江的。” 随后的几天，我又高烧不退，表姐为我熬药拔罐，宪弟和表姐夫则天天去黑龙江边“侦察”，为我选择最佳越境路线。他们画了几张路线图，哪有村庄，哪有公路均有详细的记载，遗憾的是江对面苏联境内的地形却不知道。
万事俱备，只等我身体复元就可以行动了。
一天，我感觉好多了。刚刚从火炕上爬起来，三个大汉来到表姐家。他们和表姐夫大声说笑，让他交公粮。表姐忙着炖小鸡，炒菜做饭热酒，他们拉我和宪弟一起 喝。表姐说我和宪弟是他的表弟，这次过来做点小生意。其中一个穿皮夹克的大汉是村长，他问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宪弟和他干了几杯后开始称兄道弟面红耳赤， 他们把吃剩的骨头扔在地上，看着狗和猫抢着吃。 村长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告诉他，赔了。但老本还在。
村长笑笑，扔给我一支红梅烟。他把杯中的酒喝干，朝我亮了底说：“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大家滋滋地喝酒，点头附和。 直到喝到掌灯，人人都喝得舌头硬了，村长才带着另两个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长，回来后把门关上，紧张地告诉我们：村长认出了我。我的通缉令就放在村委会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说村长是他的铁哥们，人又讲义气，不会出卖 我的。村长只是提醒我们注意，昨天下午乡里开会，市公安局来了几个人，说是我可能逃到Ａ市农村，要求各乡清查，让我们注意点，别出事…… 我感到危险在逼近，决不能在边境出事，这要给宪弟和表姐带来灾难的。我决定今天午夜之后过江。
一片反对声，理由是我身体还未复原。 我翻开日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日历下面写着：不宜旅行。
然而，我决定一走！ 表姐看劝不下我，便开始和面，切成宽宽面条，她说，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过后会路宽、心宽。
表姐夫一声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装进一个尿素口袋，然后用麻绳系成背袋。 宪弟把我写给妻子和雪儿的“遗书”放在内衣口袋里，泪水流了满面。
大家谁也不睡觉，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说邓小平活不长久的，劝我想开点，想法子活下去！他说他明天也去买部有短波的收音机，这几天听我收音机里的ＢＢＣ 听得上瘾了。他说，中央的广播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说什么，而ＢＢＣ不是这样，尽说一些中国人不知道而又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我于是把我的收音机送给了他。
半夜十二点钟，表姐开始煮面，我们就着辣酱、咸黄瓜唏哩呼噜吃了起来。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宪弟、表姐夫干了几杯白酒。而表姐则在一旁为我祷告。她是一个基督徒，她说她常常走几十里路去教堂做礼拜。一本圣经用红绸布包着，她一字不识，但却能背下许多章节。
我已经酒足饭饱了，表姐又为我盛了一大碗。她边用围裙擦眼泪边说：“兄弟，多吃点，想开点，主会保佑你的，我天天给你祷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说：“有什么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蓦地，村西传来了一阵狗吠声，接着全村的狗像是被传染了似的都狂吠起来。 随着狗叫，有人在敲门，声音急促。 表姐喊：“谁呀？三更半夜的。”
一个女人的声音：“大姐，是我，快开门！”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说了几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进屋告诉我们：警察和民兵进村了，挨家查户口、查生人。 宪弟把酒杯一摔：“妈的，一定是村长告的密，看我给他放把火，烧死他兔崽子。” 我说：“别慌，咱们立即就走！这事和村长没关系。” 宪弟穿上皮大衣：“明摆着的，他走了，警察就来了。”
表姐夫说：“不会吧，他和我是多个胞袋差个姓、亲兄弟一样，不会的。” 我告诉他们，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会按惯例从村头挨家搜查了，他们会直接包围我们家，大家一个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齐，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宪弟拿起手电筒，我们迎着寒风走出温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声声的边境小村庄。 天气真冷，但却一片星光……
（待续）□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远东大风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整，我伫立在黑龙江边。
黑龙江上的积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犹如冰浪弥天。过了这条江就是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了。苏联正在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苏联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对天安门前的镇压“深表遗憾”。这给我以自信：他们会秘密将我引渡给西方自由世界国家的。
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使我们有些精疲力尽，宪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挡住风点燃一枝烟，大姐夫抢下来扔掉：这什么地方还敢抽烟！远处是一个高高的 边防军观察哨，那观察哨是一个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顶端飘扬着中国的五星旗，但是那红旗风吹雨淋颜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风雪中忽啦啦的飘。不知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个边防部队换一面新旗。但这个念头只一闪，我还有这个权利吗？独裁者已经把我列入这个国家的头号敌人之一，而我却是伴着这面红旗长大的。 过去，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动不已，一种庄严而又自豪的情感会在心头荡漾，令我热血沸腾。而今天在国境线上，一个“叛国者”面对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头涌上难以名状的情感，那红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远镜在我过江时会随时发现我，他会向我开枪，让我把血流尽在中国境内。而我却对着中国那片生我养 我而现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满了无限的眷恋。我缓缓地跪下去，对着南方对着北京，对着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说：妈妈，我走了……我不会给您丢脸……
我泪流满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的讲台上看到军人和坦克冲进那神圣的广场时我流过眼泪后，这半年多少苦难多少痛苦都没能使我流泪，而当我就要逃离危险投奔自由时，却怎么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亲爱的祖国，能理解我吗？
宪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拥痛哭，表姐夫则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国不能投，总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开始隐退，东方灰蒙蒙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来，对宪弟说：“如果你四嫂要离婚，让她把雪儿交给我父母抚养，你说，这是我对她唯一的请求。”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积雪齐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难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必须尽快越过江中那两国界域，这样才能脱离边防军的射程范围。
但愿边防军的哨兵在了望塔上睡着了。
当我踏上苏联国土时，一轮又红又大的太阳已从地平线上升起，白桦树、桉树和火红叶子的柞树在阳光下更显出俄罗斯的风味。没有路，展现在我面前的是美丽的树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兽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冻僵了，没有一点声音。静得令人恐怖，我拿出宪弟给我的菜刀。现在威胁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边防军，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这野狼和黑熊出没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险的，我于是沿着江边走，方向是东，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就在那个方向。
中午，我终于发现前面有建筑物了——一个高高的大架子，据我所知，中苏边境两国都陈兵百万，一般来说，中方有了望哨或边防军苏方也同样会有。由于大病刚愈，体力尚未完全恢复，而昨夜的急行军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无人的恐怖使我变得更现实了一些
，靠我的体力和苏联边境的情况恐怕我很难走到哈巴罗夫斯克。后来我才知道，苏联边境五十公里之内根本就没有居民。
当我艰难地走近了望哨时才发现，那个了望塔是在黑龙江中国那面，而苏联这面根本没有。
我失望地继续往前走，树丛中经常突然飞起一只野鸡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惊吓一下。
天色阴暗下来，鹅毛大雪从天而降。起风了，而且越刮越大。我发现远处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许会遇到人，但是大风吹得我寸步难行。我虽然生长 在黑龙江，但是这么大的风雪还是第一次见到——风卷起雪几分钟之内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这在黑龙江边被称为“大烟泡”的天气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战的猎人吞没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边发现了一个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有些像中国的地堡，但却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着草绿色的伪装网。我钻进去避风，暗哨室内已有很厚的积雪，几个子弹箱和罐头箱堆在一角，面对中国方向是了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开阔地，视角极佳。
我把苏军的子弹箱拆了，在了望哨里点火取暖，吃点干粮。但好景不长，半个小时后，“大烟泡”卷来的积雪已把这个了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从了望窗爬了出去。
顶风走已是寸步难行，顺风走是今天走过来的路，没有村镇、没有人烟，我突然想起刚才见到的那幢房子，现在虽然看不见，但我记得它在我经过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两公里左右。我别无选择，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顺风，我被大烟泡卷得几乎飘起来。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我终于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个硕大的棚子，用十几米高的钢筋支撑着的铁皮棚里堆满了用机械打成大包的草。这一定是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秋季打的为牛羊过冬的草料。
几十米宽、近百米长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几米高的棚顶。我走进棚子，风雪相对棚外减弱了许多，我一头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来，两条腿就如断了一样 的疼痛。浑身的汗水随着我的困盹变得冰冷，我在难耐的寒冷中打哆嗦，两只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识告诉我，此刻，如果我睡过去，就有被冻死的可能。
蓦地，附近的山林中传来了野狼的啸声。那声音像是啼哭的婴儿，令人心烦意乱，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都传来狼嗥，而声音也似 乎越来越近。我连忙挣扎站起来，解下背在身后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点火，这样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问题是点火又不能在棚内，这样大的风雪一不 小心棚内的草就会全被点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边顺风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惫不堪，勉强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盖住，我无法点燃火柴。风太大。后来，我在 棚内点燃了一捆草包，然后拼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终于点燃了，被风吹得如铁水般火红，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铁缸，放在火堆边 烤上。不一会，我身边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裤子和衣服也开始冒着蒸气。就这样，我一捆一捆地烧着俄罗斯人的草包，一口饼干一口热酒地在远东的大风雪夜里等待 着天明。
孤独、恐惧、寒冷、无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无人烟的雪夜里。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开始袭击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镇，我的两条腿已经失 去知觉，我从怀里拿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她们仍在向我微笑。那种撕心裂肺的思念强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听到女儿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进肚子，酒精使我觉得不再那么寒冷，脑细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跃起来，我的心情似乎开朗起来，周围的一切也似乎变化了，我 借着火花看见附近的白桦树像是美丽的白衣少女，而柞树则像是火红热烈的俄罗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时传来的野狼啸声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乐，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独，因为在这个风雪夜我们同命相怜……
突然，我看见十几米外有人在走过来，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见了，我拿起菜刀，艰难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那人突然被风吹得飞了起来，我走过一看，原来是苏 联农民挂在铁丝上的一条破毛裤。在风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着。我把它从铁丝上拿下来，套在已经麻木的腿上，然后走进大棚，用菜刀砍开几个草捆，钻了进去。
火熄灭了，只有怒吼的大风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这摄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风雪之夜，我把我交给了上帝，在这耶稣诞生的圣诞之夜，风雪把我掩埋了
……
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正躺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俄罗斯青年的怀里，几十个高大的苏联人围着我，那抱着我的青年正在把热水瓶里的热咖啡灌进我的嘴里，他 不停地呼喊着：“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当他们看见我睁开了双眼并说了一句“子拉特乌西（你好）”时竟兴奋得把帽子抛上天空欢呼：“乌拉－乌拉 （万岁）！”
我发现，我的背包已被他们检查过了，妻子和雪儿的照片正在十几个俄罗斯男子汉的手中传着看，他们叼着香烟，大声地喧嚷，似乎在争论什么。一个满脸胡须的看似是领头的人
把照片还给我了。我告诉他，那是我的女儿和妻子。他说，他们也是这样判断的。我在中学时，中俄两个正处于一触即发的对峙状态，黑龙江省所有学校都学俄语。 我学过两册，第一册记得比较牢一些，但都是：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类的，现在用不 上。不过，我带了一本俄中文对照小辞典，勉强相互能够表达各自的感情。
大胡子苏联人告诉我，他们是一个集体农庄的人，他们来拉牛草，在被大雪覆盖的草堆里刨出了一个人，当他们把我从雪里扒出来时，发现我还活着。他说他用 的铁齿只刨到了我的脚，把裤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说如果刨到我的头后果会很严重。他告诉我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但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渡过境，“你有那么漂亮的 女人和女儿，这是为什么呢？”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组织和参与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缉追捕，从北京逃到了这儿。
那个抱着我的俄罗斯青年做了一个扫射的姿势问我：“邓、小、平—嘟嘟嘟嘟……？”我点点头。他突然抱紧了我，我发现，从他那碧蓝的眼睛中流出两行泪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挥动，并且用快速的俄语向伙伴喊着什么，他显然很激动。他的泪水像是一股清泉涌进了我干涸的心田，我发现，他们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们一边的。
大胡子还告诉我，他们一个月才来边境拉一次草。他说：如果他们不来就不会把我从雪里扒出来，那我就会被冻死。他说，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我不懂苏 联边境的情况，苏联规定，靠近阿穆尔河（黑龙江）一百里路程内是不能有居民的，当时主要是防备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冻死，他告诉我： 他们决定把我送给军方；“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别无选择。
我想站起来，但除意识清醒外，两条脚似乎是不属于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罗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机前，把我扶上驾驶室。十几辆拖拉机的拖车上装满了金黄色的草捆。俄罗斯青年摘掉拖车，另一个农民让我 靠在他的怀里，拖拉机启动了，又宽又大的轮胎在雪原上滚动，雪住了，太阳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皑皑闪动耀眼的光，他们两人各自戴上墨镜。我也打开背包，寻找 我的墨镜，但当我的手触到了包里的香烟时，我忙喊停车。俄罗斯青年把车停了下来，我拿出两瓶高粱酒和一条万宝路香烟，从车上扔到和我再见的俄罗斯农民的面 前，大声呼喊着：“达斯维大里——（再见）”，车下也响起了一片喊声：
“达斯维大里……达斯维大里……”
我心头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机开进了一座军营。
高高的了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楼房，硕大的列宁画像耸立在楼旁，路边的板报上画着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队苏军跑步从楼房里跑出，高筒靴踏着积雪的路面发出嘎嘎的声响。
一个上士示意拖拉机停下，俄罗斯青年跳下车和他急促地讲了些什么，他向后面的士兵
摆了一下头，两个又高又壮的苏军士兵把我从驾驶室中扶出来。背进白楼，上了二楼后，他
们把我放在一个长条的木椅上，那上士走进来拔出一支锋利的刺刀，割断我的鞋带，帮我脱
掉了已和脚冻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袜子已和脚紧紧地粘在了一起，他脱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点点剪掉我的袜子。那俄罗斯青年端来一盆白雪，把我的脚放在白雪中，用雪拼命
地为我搓着脚。那苏军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点燃一枝香烟，手里把玩着匕首，两只蓝眼睛
在审视着我。
我的脚放在雪盆中犹如放进了温暖的棉絮里，随着俄罗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觉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说了一大堆话，我只听懂了几句，他是说：不用雪我的脚要冻掉。
然后做了一个用匕首割自己脚的动作。
当我的脚已现出红润，而换过几盆的雪也开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来拍拍俄罗斯青年的
肩，告诉他跟他去餐厅吃饭。他们走后，两个苏军士兵站在了门口。我拿出烟给他们，他们
摇摇手，但却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烟卷点燃。一股浓烈的劣质烟草味开始在朦胧胧的房间里弥
漫。我想扶着椅子站起来。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那个青年士兵走过来扶了我一把，我终于
站起来了，并试图慢慢地活动一下手脚。
没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正在仔细地检查我的背包，并向我索取能证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给了他们一张“人
民日报”，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新华社发的我们二十一名“高自
联头头”的通缉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可以证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点钟，两个士兵把我扶进了餐厅。一个亚麻色头发的炊事员正在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乐的模样，不一会为我端上一大盘蕃茄汤，一盘牛肉和一盘鱼。他坐在我的对面，一
面喝着苹果水一面笑眯眯看着我。看我只吃了一块面包，而奶油一动不动，他便又跑进厨房
，为我炒了一盘米饭。我实在没有食欲，但是为了不至于让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盘饭。他高兴极了，又给我倒了一杯红茶，并放了两大匙白糖。我想，边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苏联民众好得多吧？为表示对他的感谢，我给他一支烟。他看了看，点燃后吸一口连声说
好。我告诉他那是美国烟，他忙掐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回宿舍去抽，让炊事班的
小伙子们都能尝到美国烟的滋味。我从衣袋里把这包刚刚开的万宝路送给了他，他脸红了，
一个劲儿推辞。我告诉他我还有很多，送给他是让他的战友们尝尝。“美国的烟很好！”他
用俄语说着然后把烟揣进上衣口袋，谢过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烟重新点燃，有滋有味
地吞着烟雾。
上士打开了餐厅的门，把我带进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正前面墙上挂着一幅硕
大戈巴契夫的标准像，相片下面的写字台后坐着一个年轻的军官，笔挺的呢制军服使他显得
很英俊。从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这个边防站的最高首长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诉我他只是一个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他指着头上的戈巴契夫问我：“他你认识？”
我告诉他：“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
上尉笑了。向头上伸了伸大拇指说：“他很好，比邓小平好，你同意吗？”
我说：“非常正确，我同意。”
上尉站起来，把摆满他桌子上的我的东西收起来，把证明我身份的“人民日报”也还给
了我，然后问我想不想喝点咖啡。我告诉他我想睡觉，如果他不审问我。他说：“睡觉不行
，我们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给他们。”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到了。两个身材高大的军官走进了边防站长办公室，
上尉站起来向两人敬了礼，两人还礼后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纪大一点的是一位上校
，后边的是一位少校，不仅年轻，而且有些像是亚洲人。他说，他是翻译，我们可以先坐下
来谈。
上校用急促的俄语问话，我只能听懂几个单词，少校翻译为他翻译。
问：“你是张伯笠？”
答：“是。”
问：“除此之外还有什麽可以证明你身份的文件吗？”（指着“人民日报”上的通缉令
）
答：“没有。”
问：“你到苏联的目的？”
答：“要求贵国出于人道将我引渡到西方。”
问：“为什么不要求在苏联政治避难？”
答：“我不想影响两国刚刚恢复的正常关系，况且苏联并没有强烈谴责中共六四屠杀，
态度暧昧。”
问：“准备去哪国？”
答：“美国或法国。”
上校不再问了。他用俄语和翻译说了些什么，然后拿起边防站的电话。这时，我和翻译
点燃香烟，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诉我，他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他并没
去过中国。但我很惊奇，他的中文发音很准确，没有外国人那种“怪味”。
上校放下电话走过来：“张伯笠同志，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
越野吉普车在积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着，十几分钟后，我们上了公路。在车上，上
校随便问一些天安门广场的情况。
一个小时后，我们的越野车开到了一个大门前，大门的两侧是绵延不尽的铁丝网，两个
身穿军呢大衣的士兵抱着冲锋枪查验了上校的证件，然后敬礼让车辆开进大门，进大门后才
驶上真正的公路。
我问翻译，这里面是军事基地吗？
翻译笑了：“不是，这里面是苏联。”
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体农庄的农民告诉我的“边境”。这道铁丝网绵延数
千公里，从铁丝网到中苏边境有五十公里，而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说，过了这
道由苏军警卫的铁丝网才算进了苏联。我发现，苏联的边境比中国的边境要严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两侧的村镇也出现了。在公路两侧，车灯的余晖中会出现顶着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妇人。她们穿着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却穿着裙子。
我们的越野吉普车在公路上行驶了近四个小时才驶进一个城市。火车的吼叫和飞机的轰
鸣告诉我，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断它应该是哈巴罗夫斯克或是此罗此詹。当我问翻译
时，翻译说：对不起，现在不能告诉你这个城市的名字。
吉普车驶进了一个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学院，但操场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几百名士兵
告诉你那不是学校而是军营，灯光下，士兵们大衣的下摆随着身体而掀动，亮亮的刺刀在灯
下闪着寒光，这使我联想起看过的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起义前的一串镜头。
吉普车在一座八层大楼前停了下来，那是一座白色的现代化建筑，建筑物前面的标志告
诉我，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队在远东地区的一个总部。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也曾在图书馆阅读过关于ＫＧＢ内幕的书，这是一个令人听了毛骨
悚然的组织，斯大林曾利用它杀死过多少人大概谁也算不出精确的数字。人们把它与屠杀、
恐怖、无情、诡秘联系在一起。
而我被他们扶下了汽车；此刻我的命运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们把我架到一个地下室，在一个审讯室中他们让我脱掉所有的衣服，然后换上他们的
一套囚服。一个医生给我做过简单的体检，记下体温、血压、身高，然后拍了各种角度的照
片。
翻译把我带进一个沉重的铁门，一个走廊里站着四个又高又壮的青年士兵，他们向翻译
敬了个礼，打开了一侧小铁门。
翻译先生走进去，然后士兵把我扶进去。这是一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正面墙上有一个
方方的窗。
“这是牢房？”我问。
翻译脸上现出一丝尴尬：“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单和毛毯使你觉得这更像
是病房，铁窗下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统统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内再无
其他东西了。
翻译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觉，这里很温暖！
室内的暖气开得太热，使只穿一件单衣的我有喘不上气的感觉。这和昨天夜里在大风雪
中的感觉截然不同：那时，我把生命交给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现在我把命运交给了人
类，却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着感觉走吧！我安慰着自己。
第七章 铁窗十五天 门外开锁的声音使我从睡梦中醒来。照例，士兵端来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门又锁上了。铁窗的上方射来一丝光亮，告诉你：新的一天到了。 这几天每天照例被提审，多次是一位个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双狡诘的灰眼睛，而且喜欢一边问我问题一边从我的烟盒里掏烟抽。他经常突然问你一个刁钻的问题，然后眯着眼睛观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审问中，他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你应该说实话，中国派你到苏联干什么？” 我疑惑地看着他。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错，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和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不是张伯笠。真正的张伯笠在北京已被捕，关在秦城监狱，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谁，来干什么？” 我不理他，看着他不停地挥动着拳头，觉得他挺滑稽，我说：“我不是张伯笠？那我是谁？” 他逼问我：“你是谁，这正是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 我说：“如果我不是张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抱歉，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他脸色阴沉：“我会把你送给中国公安，让他们帮助确定你是谁，我不喜欢你的幽默。” 我点燃一支烟：“这个你决定不了，你不用吓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胁。” 有一天，他带来一个很大的彩色电视机，他告诉我那是他们苏联产的，效果极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电视机样子很丑，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们给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乱真相”。小个子少校一边放一面问我问题。 当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人的镜头出现时他会立即定格，问我：“这个是谁？”我说：“电视里不说了吗？” 他说：“我问你，电视说的对吗？” 我说：“不对。” 他指着群众扔石块的镜头说：“这是真的吧？”他指着立交桥下吊起的刘国英尸体：“
这是真的吧？”
我说：“他罪有应得，因为他向人民开枪。”
他说：“他是军人，他应该执行命令。”
我说：“那不是军人，那是杀人机器。真正的军人也是人，他们绝不会去屠杀自己的人
民。”
当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讲话的镜头出现后，他又定格。“这个人是谁？”
我说：“那是张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认识他？他现在在哪？”
我点燃一支烟：“他现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从我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目前还不能最后确定。”
慢慢地，我已经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经定疤，而且每天夜里可以洗个热
水淋浴。他们给我的餐饭还算不错，每餐四个菜一个汤，一杯红茶。马铃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余的是牛肉、鱼肉和猪肉，青菜则很少，偶尔也有鸡蛋。我吃不惯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来我发现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盘时，他们把奶油装进纸袋或塑胶袋留着自己吃。我知道，
他们没有我的伙食标准高。
走廊里的四个士兵两人一班轮流值班。我常常给他们烟抽，也抽他们的苏联烟，一个大
个子士兵问我去过少林寺没有，我说去过，他问我会不会武功，我吓唬他说会一点，没想到
他很紧张，告诉我，千万别想逃跑，他拍拍腰：“我们会开枪的。”我告诉他，我没有要跑
的意思：“这里有吃有喝，还可以洗热水澡，我干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经常和我在一起的军官，除两个少校外，还有一个上校，他很年轻，个子高高的，皮肤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气，相比之下，那个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的少校则很讨
厌。那个去边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译则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们谈得很投机。他们是不告诉我
名字的，我于是给上校起了个名字叫伊凡诺维奇，给少校起了个名字叫“狡猾诺夫”，翻译
则免了。
一天早晨我刚吃完早餐，牢门开了，“伊凡诺维奇”上校和翻译走了进来。上校说：“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来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说：“谢谢你们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带日历的手表吗？”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说：“一会儿会送还你的。”
翻译给我送来几十本中文版的“苏联画报”、“苏联妇女”画报；“挺无聊的，没事躺
床上翻着玩吧。”
上校说：他们经过查证，已证明张伯笠没有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同时也证明了我就是
张伯笠，他说他们已经请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总部决定。
他告诉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于是，在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脱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阳光灿烂得眩目，过好久我才敢睁开双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个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是通着电的铁丝网。四个ＫＧＢ士兵静静地站在铁门旁
，看着我在天井里，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译和我握握手，在告别时，翻译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罗马尼亚暴君齐奥
塞斯库被处决了，“人民胜利！”他小声说。
我太兴奋了！中国的八九民运显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形成的冲击波已经在东欧发生了重
大影响，当时我还弄不清楚罗马尼亚人民起义的真相，但西奥塞古夫妇的被枪毙总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这会让中国的总裁者心惊肉跳！
我仰望蓝天，一群鸟儿自由地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多想和它们一起飞，去寻我自由的天
空！
几天后，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个穿便衣的翻译对我进行了一上午的询问。
他们是从莫斯科来的。
他们询问了八九民运的全部经过，并询问了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现在的处境。那个穿便衣
的翻译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黄发，我简直会以为他是中央电台的播音员。
我强烈地谴责中共的屠杀和追捕，并希望苏联政府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将我引渡到西方，
我认为戈巴契夫的新思维中已经提到了人道主义和人权问题。
一位年龄稍大的上校说：“我们如果将你送给中国政府你会觉得怎么样？”
我回答：“我反对。”
他又说：“中国政府会枪毙你吗？”
我说：“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上校说：“你要知道，我们将你引渡给西方，中苏两国刚刚恢复的友好关系就会受到影
响。”
我回答说：“但如果你们将我送给中国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会同声谴责你
们。如果中共以叛国罪加反革命组织、宣传、煽动罪判我极刑，你们更会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也会影响西方国家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他很坦诚：“这正是我们的难处。”
临了，他说：“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最后的决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刚刚吃过午饭，伊凡诺维奇上校和少校翻译便走进我的牢
房。他们把我带到审讯室，两人表情都很严肃。他们让我换上我自己的衣服，检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发现，我带的东西一件不少，那里有几十个电子表，是我准备用来换卢布花的。
现在，也许用不着了。我在所有的清单上签了字，然后轻描淡写地问：“是要换个新地方吗
？”
他们没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听见翻译小声说：“对不起，但
上级要求我们这样做。”
我被搀扶着走出地下室，当我坐进一部车子时，车子立即发动了，我听见车外有几个人
向我说：“打斯维大里（再见）。”
翻译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见几个熟悉的军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个年轻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们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车门动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来，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热呼呼的暖气不断
扑来，我躺在车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诺维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译用很快的俄语交谈
着什么。我判断，他们要将我送给中国边防部队。因为他们说到了“解放军”这个词。
吉普车大概行驶了三个小时后，翻译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黄昏，
白茫茫公路边闪过一个小镇，几个身材高大的苏联妇女穿着厚厚的皮袄在等公共汽车，那具
有俄罗斯情调的木屋在车窗旁闪过。不久，吉普车开到了有铁丝网的大门口，一个苏军士兵
给上校敬了个礼。放我们出了门。
当我们开到边防站时（就是十五天前那个边防站），天已彻底黑了下来。上校下了车，
翻译和司机陪我坐在车上。不一会，那个年轻的边防站长和一个上尉陪上校走了过来，后面
跟着一队穿着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进车，我被翻译和上尉挤在车后座的中间。
上校通过翻译告诉我：他们政府决定将我送给中国政府。上级决定由他负责此项任务。
此刻，我的猜测被证实了。但我仍不相信苏联政府会那么愚蠢。这一定是ＫＧＢ的决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苏联的强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声：“谢谢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务可以说是光荣而艰巨。”
吉普车在雪地上颠簸前进，十几分钟后车停在黑龙江边。
上校拿起红外线高倍望远镜向中国一方了望。我想，他也许是等待中共过来接我的人。
上校一边观察一边说：“张伯笠先生，我们并没有通知中共的边防部队。我们考虑到你
有那么小的女儿……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让你自己回中国去，至于能否安全，看你的运气
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已经做好被暗杀或长期坐牢思想准备的我没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觉
得无可适从——我回中国后该去哪里？
我不知道。
上校让司机关掉汽车发动机。四周很静，没有一丝风，天干冷异常。上校告诉我，中国
的边防部队距我过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过江，不会有危险的。他又说：“
我希望你到任何时候不要讲出你到苏联的事。我们也一样，把这段经历烂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么再见吧，我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面，我把你当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蓦地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他的声音也变得抖颤：“朋友，请你理解我们，这不是我
的本意，这是上级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译也抱住了我，他的泪水滴在我的脸上，他只是紧紧地抱着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哽咽着说：“别为我担心，即使我在中国再潜伏两年，他们也抓不到我，因为人民站
在我们一边，他们的独裁政权崩溃的日子不会太远的……”
月亮出来了。又大又红的月亮像是一个大红火球，滚出白雪皑皑的地平线。
我毅然踏上黑龙江，坚定地走进黑暗。……
两天两夜之后，我在黑龙江中国一侧的一个支流旁发现了一个渔民（猎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来。
三个月之后，民主女神号广播船从法国出发向南中国航行。与此同时，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种着希望的种籽。
收获不会太远，我充满信心。
（全文完）
□ 原文连载《新闻自由导报》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