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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郎咸平：政府管太多 林毅夫:经济增速下滑不是体制问题
郎咸平：巨额地方债扎堆到期
我们的政府是背负重债进入2014年的。2013年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了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止到2013年6月末，全国政府性债务为30.27万亿，其中全口径中央政府性债务为12.38万亿，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为17.89万亿。抛开真实债务规模是否被低估这个难解的问题，仅目前接近18万亿的地方债就足够地方政府焦虑慌张。为什么?首先，地方政府债主要投向了具有公益性质的“面子工程”，而市政建设等项目都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的;第二，根据审计署的公告，2014年约有3.57万亿的地方债将集中到期，占地方债总额的20%，这里面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比是66.78%。我们的地方政府拿什么还债?如此只顾短期政绩，不可持续的政府运作模式要如何改弦更张?关于中国地方债问题，郎咸平教授用希腊债务危机和中国地方债进行对比，得出独特的中国地方债起因解析思路。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节选，以飨读者。
其实不管是金融失灵，还是国企垄断资源不作为，归根结底还是政府的管理出了问题。希腊是因为政府管得太少了，对外无力涉足欧盟的金融扭曲设置，让国家陷入贸易赤字困境，对内则是无力管控各级政府和国企，以至于沦落到时刻担心国家破产的地步。至于我们，则是政府管得太多了，特别是地方政府不该管的也要横插一脚，结果搞得自己债台高筑。
我们的政府是因为干预太多，不该管的也要管。我们的各级政府都非常热衷于资助国企，经常是财政出钱为国企提供各种明贴、暗补，甚至直接注资。按理说，我们进行了那么多年的国企改革，应该把它们变得更市场化，但结果正好相反，国企越来越依赖政府。不仅如此，我们的地方政府还非常喜欢插手私企的事。就拿尚德来说吧，2013年3月，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宣布破产，欠债71个亿，拖累工行、农行、中行等在内的9家债权银行。其实尚德自从2012年8月开始，在美国纽交所的股票就已经跌到了1美元左右，收到了退市警告。尚德股价从最高峰时的90美元跌到了0.6美元。经营状况这么糟糕，尚德还是拿到了国内银行的巨额信贷资金——2亿元——用来解困。怎么拿到的呢?是无锡市政府担心尚德破产会影响当地上万人就业，还有“尚德”这个地方知名企业的名片效应，最后决定为其出面斡旋。结果呢，借到钱的尚德并没有起死回生，而放贷的工行、农行、中行这些银行却有可能形成71个亿的不良贷款。
其实，就在尚德已经走到破产这一步的时候，无锡市政府还在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干预。尚德的创始人施正荣原本打算只保留在纽交所上市的尚德电力这个子公司，其他的尚德资产全部按照破产清算的步骤处理，也就是把其他资产变卖掉来还债。但是无锡市政府进行了干预，并且派出无锡市国联发展有限公司来接手尚德，变破产清算为破产重组。
既然尚德的资产没办法按市场逻辑变现还债，它欠银行的钱怎么还呢?2013年3月底，对尚德授信最多的中行发布了它的2012年年报，到2012年年末中行一共给了尚德30多个亿的授信额。中行很明确地表示说，它给尚德的贷款全部降为不良贷款，还提取了50%以上的拨备。意思很明显，就是中行已经做好了亏掉一半贷款的准备了。剩下的一半债务由谁来承担?据推测，这笔账很可能会落在无锡国联身上，而无锡国联是无锡市政府在1999年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所以说，最终是由无锡市买单。
根据我们的调查，无锡市2012年全年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了658亿元，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官方公布的财政支出情况。但我还是在媒体的报道里窥到了一丝端倪，2012年6月份的时候，无锡太湖城管理委员会和滨湖区华庄街道办事处联名在网上发出了《致全体机关人员的一封公开信》，里面说，因为这个地区的拆迁建设任务“艰巨而繁重”，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所以从6月份开始，“所有机关人员暂停发工资，只发放生活费”。这个消息后来被当地财政部门“辟谣”了，但是我有理由相信，无锡市的财政收支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透过对希腊和中国地方债务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正因为金融失灵、国企骄横还有政府干预，导致我们地方债务状况如此糟糕。那如何杜绝金融失灵，如何使国企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值得再重新思考。只要解决好这几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来源：凤凰网 2014-01-06
林毅夫:经济增速下滑不是体制问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很高兴的是，现代科技的发展使我能够以视频的方式和各位交流我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些看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以渐进的方式推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过去34年里，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达9.8%，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1978年年底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54美元，还不到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到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6100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变成世界第二大，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被称为“世界的工厂”。
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20年，我认为中国有维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经济增长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收入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上升;生产力水平上升的载体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这个道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都已经达到世界最高的水平，对他们来讲，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得靠自身研发，其投入相当大，风险相当高。
从历史经验来看，过去100多年中，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年增幅仅2%，加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2%至3%之间。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技术与产业的差距，引进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与产业，作为本国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来源，因此其成本与风险得以大幅降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速。从统计数字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有13个经济体利用了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将年均7%或更高的经济增速维持了25年或更长的时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便是这13个经济体中的一个。
技术与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已经助力中国经济增长34年，其潜力还有多少?我想，这个潜力不在于中国过去利用了多少，重要的是要判断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与产业差距带来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衡量后发优势一个很好的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反映的是该国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其背后反映的是平均技术水平与产业水平。
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2008年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美国当年水平的21%。中美两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水平，相当于日本与美国在1951年时、新加坡与美国在1967年时、台湾与美国在1975年时、以及韩国与美国在1977年时的差距水平。日本利用与美国人均收入的差距的后发优势，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利用后发优势，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台湾从1975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则从197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之后，其经济增长方式和我前面谈到的这些东亚经济体是一样的。如果利用产业与技术的差距，日本、新加坡、台湾和韩国能维持长达20年7.6%至9.2%的经济增速，应该说，在未来约20年中，后发优势将给中国带来年均8%的经济增长。
有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绩，展望未来中国又有如此巨大的潜力，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但最近国际上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其主要原因是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连续13个季度节节下滑，到2013年第二季度时，经济增速仅达7.5%，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放缓。中国崩溃论者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速的节节下滑是由中国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当然，中国在高速增长中确实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造成老百姓不满的社会经济问题。崩溃论者们强调，中国过去经济增速快，把这些问题掩盖掉了;一旦经济增速下滑，体制问题暴露，最终的崩溃不可避免。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速连续13季度下滑的主要原因不是体制问题，而是2008年后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带来的外界刺激。在这段时间内，不只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与中国经济处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其他新兴经济体，譬如巴西，也出现了下滑。巴西2010年的经济增速为7.5%，2011年降为2.7%，2012年仅为0.9%;印度2010年经济增速为10.5%，2011年6.3%，2012年只剩2.2%;中国2010年时增速为10.4%，2011年时为9.3%，2012年降为7.8%。可以看出，巴西与印度经济下滑的趋势与中国相同，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中国。总不能说，中国的体制问题造成了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吧?不仅新兴经济体，过去表现良好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韩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时的6.3%，2011年的3.7%，一路降至2012年时的2.0%;台湾从2010年的10.7%，2011年的4.1%，降至2012年的1.3%;新加坡也从2010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5.0%，到2012年仅剩1.3%。总不能说，这些过去表现良好的高收入经济体出现问题都得怪中国的体制吧?
对一个经济体来讲，它的经济增长有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至今为止，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都尚未走出2008年后的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失业率尚在高位，经济增速也尚未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就减缓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也就慢了。当这场危机爆发时，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这些刺激项目基本已经完成，如果没有新的刺激计划，投资的增速也将放慢。三驾马车中的出口与投资两驾都已经减速，总体经济增速自然也就放慢了。
综上所述，2010年第一季度后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并非如崩溃论者们所言，是自身体制所造成的，其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国际经济周期。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适当使用反周期措施来稳定经济的增长。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反周期措施方面的选择空间要大得多。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改良等方面的改善空间还很大，这方面的投资将带来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回报。
另外，中共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比其他国家要好。2012年时，中国中央政府的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地方政府的负债是10万亿，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9.2%，两者之和也不过34.1%。当然，在座可能有人认为，10万亿的估值比较低。我看到的最高估值为17万亿，相当于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2.7%，政府总债务也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6%。日本政府的负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240%以上，大部分发达国家积累的政府负债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政府负债少于国内生产总值50%的国家，可以说财政状况处于相当健康的水平。更何况，一般国家的政府负债是用于支持消费的，这部分债务是真的债务;而中国的政府负债大部分是用于投资的，是有资产作抵押的。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国利用财政做反周期性刺激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
中国不仅政府财政状况好，民间的储蓄率也相当高，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也就是说，中共政府可以利用财政政策启动民间投资，再加上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有利的条件是许多国家搞反周期刺激措施所不具备的。我相信，只要经济增速降至预期范围之外，政府只需启动一点投资计划，便可带动经济增速回升。事实正是如此，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5%，政府增加了一些铁路和安居工程的投资，到第三季度时，经济增速便回升至7.7%。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相信未来数年、十年、甚至十五年，中国可以维持每年7.5%至8%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相当有可能实现的。当然，中国作为一个以双轨制方式进行转型的国家，必然有一些体制、机制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民企得不到国企同等待遇;非公有制产权得不到公有制产权同样的地位，等等。过去的这些干预措施和国企的特殊待遇，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先进、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国有企业是违反当时中国比较优势的。当时中国人均收入连非洲平均水平的1/3都不到，资本相当短缺，国企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生存能力的，政府必须给予补贴才能避免国企破产，保持经济稳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中上等收入国家，资本已经不再短缺，过去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已经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了。以汽车产业为例，现在的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年产量超过2000万，每年向国际市场输出200多万辆，参与国际竞争。大型工业装备也是一个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产业，要是没有政府补贴，便无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存活下来。如今，三一重工(行情股吧买卖点)[-0.78%资金研报]、中联重科(行情股吧买卖点)[-1.10%资金研报]等大型装备企业已可与欧美公司平等竞争。我们的高速铁路在国际上也是具有竞争力的。过去给予这些产业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继续补贴，便是锦上添花了。这些企业自然希望继续获得补贴，但这样便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越来越普遍;民营经济得不到同等待遇等问题。
改革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调，市场要对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资源应该按市场上公平竞争的方式配置;非公有制经济应该得到与公有制经济同等的地位，即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的产权与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这样的改革精神下，我相信各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得到平等的使用;同等使用各种生产方式;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竞争。我相信这些政策的实行能够很好地调动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积极性，去挖掘我前面所谈到的中国未来20年左右年均8%的增长潜力。
如果这个潜力得到挖掘，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即国内生产总值与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各翻一番的目标将会实现。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10年中翻一番，十年年均增速要达到7.2%，也就是说从2013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只要达到6.8%就足够了。如果城乡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考虑到年均0.49%的人口增长因素，也就是说只要平均每年经济增长达到7.3%便可以实现。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很可能将达到12700美元，这也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高收入国家的统计标准。
我相信，即使2020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最晚也会在2022年前达到，也就是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这一届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可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因为自二战至今，在全世界180多个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只有韩国和台湾这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入高收入的门槛。到2020年，中国很可能加入这个行列，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中国梦的初步实现。我希望全国上下，包括香港的各界人士，能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努力做出贡献。谢谢!
来源：观察者网 2014-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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