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大二，系上有一堂傳播史，夏春祥老師播了《紅葉少棒》的紀錄片，看完以後我心想，哇，我也好想拍紀錄片。很巧，那年暑假就看到當時還在世新教書的管老師發出的營隊訊息，於是報名參加。當時沒有拍成任何一部片，因為覺得不太適合影像，但和管老師的緣分沒有斷。因為後來進了當時是用實際出版做媒體改革的立報工作，和時任媒體觀察基金會董事長的管老師，一路有著夥伴情誼。

我畢業那年是二〇〇五年。主管雲章在我工作很多年後才透露，其實一開始面試時覺得我很瘦弱，一副吸毒犯的樣子，一直懷疑這人到底能不能夠好好跑新聞。誰料相隔一年多，我卻因為採訪樂生療養院迫遷事件，大拍捷運局的門，從此被冠以「胡恰」之名。

說這段是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一個記者為了弱勢者慷慨激昂是很自然的事。但我進入媒體，從來就不是因為擁有「我要代替月亮懲罰你」的正義感。我當記者的理由很個人——我想聽故事，我想寫故事。因為故事可以讓人感知他人如何努力掙扎求存，對我而言，那是極為寶貴的力量。

儘管如此，畢業以後，立報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為學長姐回校分享，都讓我意識到媒體產業的崩壞。加上個人特質，不太容易跟人快速建立關係，於是打退堂鼓。所以，一開始我跑去當執行製作，做藝文節目。但三個月一到就走人，因為想聽故事的慾望還是很強烈，且立報剛好在找記者，沒多考慮，就去了。

一開始的路線不是環境議題，也不是社運，而是教育。立報的教育版分大教育和小教育，大教育比較談政策，小教育則比較常接觸校內活動，公共性相對來說較少。加上立報規模小，所以無法清晰看見另類紙本媒體與社會的連結，一直要到開始跑社會運動，才意識到另類媒體的重要性。而啟發我的就是樂生療養院。

當時樂生的保留爭議衝突很大，在政治勢力的影響下，使得主流媒體對樂生的報導相對偏頗，同時也因為樂生的抗爭太頻繁卻沒有進度，使主流媒體的從業者對樂生這個議題產生厭惡。但立報因為沒有壓力，組織化雖扁平但自由度大，所以給予這樣幾乎無法發聲的議題很大空間。很巧的是，二〇〇五年差不多也是網路力量開始積極介入公共議題的時候，在樂生之前，一群部落客其實就開始透過網路支持綠黨的選舉，這顯示的是國家的治理愈來愈失靈，加上主流媒體監督效力低落而引發的社會反彈。

在綠黨選舉之後，這群比較關心公共議題的部落客，轉而關注的就是樂生議題，我在這時候跟他們相遇，發現了網路與社群媒體的力量。

在網路這個飄渺的媒介裡，其實有很多分層，有些人是嚴肅的觀察者、研究者，有些是掌握大眾或次文化的發言權者，這兩者因著人際關係多有交疊，相互影響，當時樂生就是因著這個相互影響的作用而有了破口。也就是一部分關心公共議題的部落客成為行動者，他們去訪問主流媒體不訪問的學者，去補足田野的功課，透過大眾化的語言書寫，再透過社群媒體傳播。由於社群媒體介於私人與公共間，這使得傳播效應有加乘的漣漪效果。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讓樂生人權決定我們的總統，瓦礫發起這個活動，透過貼貼紙這種降低門檻的方式吸引人介入，但這只是入門，這後面有弱慢分析軌道或建築方案，有Wenli畫平面圖解構保留方案，有How去訪問城鄉所的老師，有豬小草做成廣播擴大傳播渠道，而這些人因為與工頭堅、凱洛、米果等人都有交情，這些人發揮了影響力，讓樂生保留運動得以捲動。當時，政府一直宣稱民間提出的保留方案不可行，在管老師的協助下，我們甚至發起了一人一百登廣告，讓Wenli畫的保留版本，可以登上蘋果頭版。

那時候，開始意識到網路是個可以回攻主流媒體的媒介。於是把新聞放上部落格，去追蹤有大眾影響力的人為友，讓他們知道我的媒體身份，剖析我的介入角度，取得信任，讓他們願意傳播。因為對我來說，新聞始終是人的行業。不是寫人，是要與人溝通，沒有信任，任何改變都不可能。當這些報導累積到一定程度後，主流媒體真的回頭來重視樂生議題，當時寫了砂石利益的報導，本來沒人看，但郭力昕老師讀到後投書，主流媒體開始討論。回頭來看，其實我們現在看到主流媒體抄臉書的狀況，早在部落格時代就開始，差別在於，當時寫部落格的人不是情緒評論，而是切實地去補足了更正制度所需要的理性論述。

樂生之後有另一場運動，叫野草莓，Wenli帶著網卡跟電腦去做網路直播，這是台灣首次有公民做這件事。這比平面報導更讓閱聽眾可以看到現場。而在政府跟資本對媒體的掌控愈來愈強的情況下，日後幾乎所有運動，都會採取直播形式。當時大家都覺得這是很好的方式，為什麼，因為所有抗爭都避免不了身體抵抗，過去只讀到「衝突」的閱聽眾，會透過直播看見人被國家機器欺壓的結果，而那會引發情緒，情緒是人會前往集結的一個重要破口。但回頭來看，這其實埋下了公共討論解消的種子，因為情緒被誘發時，人會希望發洩，發洩會讓你的對立面也有情緒，雙方的情緒不斷交疊，將使得解決結構問題這件事被弱化，或被轉移。這件事在三一八可以說是集大成，從黑箱到監督機制到國家暴力，至今沒有人或再沒有那麼多關注目光在服貿的議題上。

在這十年內，另類（獨立）媒體好像愈來愈重要，但我覺得社會對媒體的看重，並未讓媒體的素質更提升，且這狀況在反國光石化運動後，更為明顯。

國光石化堪稱近年除樂生保留以外，捲動最多階層參與的社會運動，小至小學生（寫信給馬英九），高至幾不表態的中研院且為經濟領域的學者，乃至於醫生。二〇一一年四月，馬英九宣佈「國光石化不在彰化大城興建」，為爭議多時的國光石化開發案暫時劃下休止符。由總統親自宣示，凸顯議題爭議的普及性，普及的推手，當然是媒體。

眾所週知，環境議題牽涉層面廣泛，又與政治、經濟力量息息相關，理應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然而開發案需要經過環評程序，期間又必須進行各項環境衝擊的討論，從提出到定案，往往耗時冗長；這對競爭激烈的主流媒體（包括平面報紙與電視）而言，難以搶到版面。在現今記者必須身兼多線的情況下，環境議題往往只有開發案冒出、有重大衝突以及作成決議，才有主流媒體的關注。主流媒體甚至有此一說：被懲罰的記者才會被派去跑環保。 由此可知，環境議題要受到普遍關注，有相當難度。

其次，主流媒體零星、點狀的報導方式，對於經常被冠上「經濟與環保對立」的環境運動來說，往往無法產生正面力量。經濟，普遍被社會認知為開發單位或政府機關提出的產值與就業機會；環境則只被認知為生態或污染。事實上，環境與經濟都應有更寬廣的解釋，如社會衝擊（如開發後對原倚賴開發地生存的居民的生活衝擊），或成本分析。在這些問題都沒有釐清的情況下，環境與經濟的對立，實際上是虛空而無立基點的。

綜上所述，環境運動在初始發跡，會因為主流媒體點狀而零星的關注，無法獲得社會普遍認知，其次，又會因為缺乏脈絡而無法對議題全面瞭解，進一步對議題冷感，或依既定偏見選擇，長久下來，環境運動只變成是「少數人」、「圈內人」的事。

國光石化（八輕）早從一九九〇年代就喊出開發口號，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宣稱八輕是為取代二〇一五年三輕、四輕和五輕遷廠所需。但石化業在高雄製造的土壤、地下水與空氣污染歷歷在目，使得八輕歷經十七年，遭到桃園觀音、嘉義鰲鼓、高雄大林蒲以及屏東蘭州農場的民眾拒絕。

二〇〇五年，全球暖化議題日趨嚴重，行政院永續會決議八輕案應該進行政策環評，但直到八輕二〇〇七年在雲林提出開發計畫，政策環評還沒有出爐。二〇〇七年，因六輕興建後、農漁業大受影響的養殖業者起身反抗；當時的環評委員多半出身環保團體，經專業評估八輕興建後對環境的衝擊，也抱持不同意開發的態度。行政院卻透過媒體表示，國光石化等高耗能開發案應該盡速通過環評，並譴責環評委員是「開發的絆腳石」。

從這一階段可以看出，石化業從一九五〇年代發展至今，已經面臨需要全面檢討的時刻；不僅如此，二〇〇七年除了國光石化案，台塑也打算在台西投資大煉鋼廠，兩種傳統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的同時建置，更凸顯了，空污、水資源分配甚至海岸消失的問題。然而大部分媒體在處理這兩宗爭議性環境案件時，依然只將其視為單一環境個案。雖有報導露出，但也只強調其開發遭受抗爭、環評委員的反抗等內容。

不同於主流媒體，非主流媒體沒有經濟因素的壓迫，得以在適當的時間點進行全盤式的體檢。二〇〇七年，仍在台灣立報服務，也是我從教育轉戰環保線的分水嶺，台塑大煉鋼廠是第一宗採訪的環境大案。當時一連做了系列專題，分別從高耗能、高污染工業引進至雲林台西後的衝擊、經濟效益評估、水資源分配以及另類發展想像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報導，其中針對空氣污染，特別提出了當時媒體普遍未曾關注的懸浮微粒（PM2.5）。

之後，國光石化轉戰大城，立報也規劃了系列報導，除了空污，也從水污、水資源、溼地保育、白海豚以及另一種發展的想像進行分析。這些，全是日後反國光石化的各領域戰場。

PM2.5，是反國光石化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商業週刊在二〇一〇年六月，以封面故事的方式，針對PM2.5進行大篇幅報導，指出國光石化一旦興建，其製造的PM2.5將導致全台民眾平均壽命減少二十三天。當時在立報所刊載的內容，和商業週刊差別不大，也指出台灣在缺乏管制下不斷開發大量製造空污的產業問題。但立報閱聽眾遠比商業週刊少，當時無法引起民眾迴響，對政府及開發單位產生壓力。

這樣的結果是非主流媒體的困境，但並非對運動毫無助益。舉例來說，該篇報導露出後，環保署立即做了回應，表示已開始針對懸浮微粒進行管制研究。也就是說，非主流媒體對反對運動的「短期效應」貢獻不如主流媒體，但對環境運動最終要達到的境地，甚至是媒體本責，監督政府的部分，確實有顯著影響。

這是因為，非主流媒體在運動初期，可以針對議題微小進度進行詳細報導，而這可以提供運動團體傳播訊息，擴展運動的可能性。此外，主流媒體的報導，雖然都會上網公開，但通常在運動告一段落，甚至運動還沒完結，就撤掉報導；相反的，非主流媒體通常會完整保留所有資訊，在一般民眾愈來愈習慣使用網路收集資料的情況下，運動結束後，非主流媒體所保留的資訊，可擴大散播，進一步成為研究者、教育者的工具，補充主流媒體在「教育」這一環節上的不足。

許多人總說，主流媒體很爛。但其實還有很多好記者在體制裡面努力。且雖大媒體一部分跟著風向走，但若沒有在體制內的記者耕耘、與長官博弈，在目前政治仍著重主流媒體聲勢、以及主流媒體仍具備廣大傳播效果的狀況下，非主流媒體再怎麼報導，也難以取得政治影響力。因此，在國光石化一案以後，我認為獨立媒體和傳統媒體不該相互排擠，而應該尋找彼此合作的可能。同時，社會也不該以為，否定主流媒體就可以奪回公共監督權。

公民社會在國光石化之後，愈來愈更看重獨立媒體，或此，獨立媒體不斷成立。表面上來看，這是好事，但眾所週知，好報導需要資源，但目前台灣對獨立媒體的支援並不足夠，這會變相使得獨立媒體人寫的報導沒有太多差異。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有點奇怪，可能因為論壇消失的緣故，臉書在台灣被當成一種公共媒體，因此有發言位置的人，開始選擇在臉書發言，而這成為主流媒體的取材來源。甚至，也逐漸變成獨立媒體的取材來源。

換句話說，獨立跟主流的界線其實早已模糊。並且，因為臉書成為新聞媒體，這也使得運動者會自己操作這項媒體。加上新聞來源變成臉書，某程度而言，議題的設定框架改變了。議題設定框架的改變不是大問題，問題在於媒體從業者有沒有機會跟時間去檢視這個框架裡的細節，在即時新聞的壓力下，顯然不可能，因此媒體從業者只能去拿社群媒體篩選過的內容來報導。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可怕的，因為那樣的內容相對來說，是固定單一價值的，在臉書上又容易形成同溫效應，阻斷溝通可能。而溝通斷裂，情緒增高，這又回到我最一開始所談的，人只會想辦法去解決情緒，而相對忽略根本的制度問題如何解決。

管中祥老師表示，日前，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將多年來的報導歷程集結成《公民不冷血》一書（編按：第二集即將出版），這本書銷售量將近四千本，「顯現社會很想找回應」。換句話說，現下社會運動與媒體間的關係，顯現的是社會的焦慮——欠缺有效監督機制。

這個焦慮，加上媒介的發達，讓人人都可成為記者。「可是人人是記者，就像人人有嘴巴，然後呢？記者是個身份，讓你講話比較大聲，透過網路，訊息可以傳遠一點，但這樣之後，可以幹嘛？若我們把『人人是記者』當成『人人都有嘴巴』的概念，就知道那是一種很個人主義的想法，也就是，它只成為眾聲喧嘩，卻無法連結彼此，人人把嘴巴當武器，但，這是我們要的溝通環境嗎？」

管中祥以大埔為例，大埔案之所以廣為周知，是因為怪手開進稻田這部影片的傳播。「大家以為那是大暴龍拍的，不是，這是當地民眾去拍的，大暴龍只是重新剪輯再上傳。」大暴龍是誰？他原先只是個奶爸，2007年，因為媒體觀察基金會開設公民記者課程，大暴龍才開始接觸媒體。

管中祥笑說，一開始大暴龍拍的東西很無聊，「剛拍的人都會學侯孝賢，一鏡到底。然後加很多特效跟轉場配樂。」大暴龍的第一部片是拍自己帶小孩去附近玩，拍完後加的配樂，是「你說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腳。」第二部，拍附近的志工做垃圾分類，拍完後，大暴龍向管中祥借投影機，在中秋聯歡晚會放給社區居民看。第三部，是把攝影機綁在腳踏車前面，用很主觀、立體的鏡頭拍攝。原因是，當時各地方政府都宣稱腳踏車道又直又長，但常騎腳踏車的大暴龍認為「縣市政府根本唬爛，路常常180度大轉彎或有一堆路障。」

訴說大暴龍的拍攝進程，是為了說明，公民記者的特質與重要性，在於「在地與個人經驗」。管中祥說，大埔事件發生時，媒體都被阻擋在外，而苗栗因為台灣的報社跟電視台人力精簡，所以沒有地方記者，因此大埔案爭議前期，地方記者也很少關注。就算地方記者願意關注，地方媒體跟地方政府關係又很密切，常有利益糾葛，也會影響公共討論的可能性。

大埔案發生隔年，農民重返凱道，夜宿，這一連串的農民運動，跟大暴龍剪輯的怪手剷田影片有一定關聯。「換句話說，媒體即是公共領域。但也是因為這樣，大家開始『圈地』，以前是政府，現在是資本，近年來，社會愈來愈認知媒體要有公共性，換民眾想著如何奪回媒體。」管中祥指出，奪回媒體，包括讓商業媒體變得更好、創辦公共媒體，此外，才是所謂的獨立媒體跟另類媒體。但近年台灣社會的目光跟力氣著重在最後者，「並且，台灣常常會把『公民』、『獨立』跟『另類』媒體的概念相互混淆。」

管中祥說明，公民記者，就是非專職媒體工作者。至於獨立媒體的說法其實很有問題，「你跟外國人講『獨立媒體』，他會問，『媒體不就要獨立嗎？』」一八三〇年代，媒體多由政府或政黨控制，因此促使英美的媒體開始收廣告，希望自給自足。「換句話說，聯合報也可以叫獨立媒體，蘋果日報也是。」目前台灣認知的獨立媒體的名稱，是源於一九九九年，ＷＴＯ部長級會議在西雅圖召開時，社運者透過網路動員群眾抗議所設立的媒體中心名稱。「當時那中心就叫『獨立媒體中心』，台灣的引用，只是想要跟主流區隔。」

「所以，獨立媒體未必是另類媒體。」管中祥指出，資源獨立只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條件之一，「另類媒體最重要的是，它們有強烈的政治色彩，這個政治不是傳統藍綠，而是踩在階級、性別等意識形態上，推動社會改革，對抗主流價值跟公共授權，並具備內部民主跟多元財源的特質。」

近幾年，台灣出現很多「獨立媒體」或「獨立媒體人」，比方集體作戰的苦勞網、焦點事件、上下游，朱淑娟、李惠仁。同時，因著「獨立」二字，也出現很多轉播者，比如音地大帝。像音地大帝這種竄紅的人其實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因為社會認為直播在這時代變得很重要。但直播，是否等同新聞？當我們批評主流媒體的SNG，我們是否曾經回頭思考直播的意義？

管中祥認為，現今許多「公民記者」或「轉播者」需要受到批評。「因為記者，不是只有技術就好了。」管中祥表示，當時之所以培養大暴龍，是希望做在地的培力，因為商業媒體考量成本漠視地方的議題的缺漏，可由公民記者補上。「所以『在地』的『公共性』很重要，公民記者不是『拍想拍的東西』，而是具備『社造』的概念，藉此參與公共事務。」管中祥說，近年他一直在問：「人人是記者，然後呢？」前陣子，因為國民黨辦了公民報導獎，許多人在臉書上不斷tag他，他心想：「這又不是第一次，且藍綠都有培訓『公民記者』，主流政黨早就都在做這件事。因此，我們應該回頭思考，『公民記者』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他進一步以國際旅展也曾出現公民記者的案例提出質疑。「那是一個承包花博活動的業者找來的寫手。這是典型的政商結合。所以公民記者的重點，在於使用記者的身份以後，應該遵守記者的倫理。」管中祥說，臉書成為新聞主要來源後產生一種現象：很容易自嗨。「我都不會刪除不同意我政治主張的人，甚至會去按讚，因為這樣他才會看到我的政治主張，否則人只會在同溫層自己嗨。你就無法對話跟聆聽，甚至，這種狀況其實會走向社會極化。」管中祥尖銳地問，當直播、臉書書寫都只是為了講，卻不願意聆聽，最後只會變成自言自語，「這是我們要的嗎？」

香港佔中期間，也出現一波獨立媒體，比如《熱血時報》。《熱血時報》在政治光譜上被管中祥歸為極右派，它們宣揚香港本土主義，經常攻擊香港運動中強調土地正義等左派，稱這些人「左膠」，「而這樣稱呼的原因，只因為他們不去面對中共問題。」因此，《熱血時報》這批人為了吸引反中的人，最常做的是挑釁港中之間的關係，甚至到上水（編按：上水多有走私交易）打陸客，然後自己做直播，「這是不是公民媒體，是啊，但這是我們要的嗎？這是我們要看到的社會關係嗎？」

「我們要回頭思考，記者跟媒體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對公民媒體、獨立媒體與主流媒體的要求，應該相同。」管中祥說，一旦自稱為記者，掌握記者的權利跟特質，也該遵守記者的專業倫理。「這專業不是會拍會剪，不是平衡訪問，而是事實。」

但什麼是事實？《熱血時報》的報導是不是事實，是。因此，事實不是「看到什麼就告訴大家，這種行為，不過是網路的風傳。」管中祥強調，立場可以很多，但真實只有一個。而真實的呈現，需要脈絡，此外，在選題上也要具備公共性，「重要的是，內容是要能夠跟社會對話，使立場無損於公共領域。」

管中祥笑說，每次看自由時報跟中國時報的讀者投書他都會懷疑「這兩家的讀者投書跟社論是否都是同一人寫的？」也就是說，這兩份報紙只想表達立場，不想對話。「它們在傳教，但媒體要傳教嗎？很多國家的媒體不會宣稱自己沒特定立場。他們的社論總是有立場，但會有相對意見版。甚至允許記者用個人身份去批評自家報紙的社論。立場可以保存，觀念可以宣揚，但必須容許對話跟挑戰。」

回顧三一八佔領事件，讓許多獨立媒體的粉絲頁或新聞網站瞬間爆紅，「比方公庫的粉絲從兩萬多爆到六萬多。台大新聞壹論壇從一千變成十三萬，但壹論壇現況早就走下坡。」壹論壇的粉絲爆量，只是因為大量提供現場「訊息」，實際上沒有太多對話空間。相反的，公庫是當時除了主流媒體第一個刊登批評佔領運動的媒體，「因為我們覺得它有很嚴重的內部權力問題。我們支持社運，但也要監督社運，因為我們不是傳聲筒。」

管中祥說，這幾年社運團體很愛佔領，但怕被發現，往往不先發消息，只給信賴的媒體，特別是獨立媒體。「公庫一開始收到覺得開心，因為有獨家，但慢慢覺得奇怪，他叫我去我就要去喔？如果這樣，媒體的自主性在哪裡？」新聞學裡常會批評主流媒體跟政府間的關係，像是舞會裡的男女，十分曖昧。「回頭來看，公民社運跟獨立媒體，其實也有曖昧不明，利用對方的狀況。」

我認為，管中祥所提，可以宋小海等記者採訪教育部佔領事件為代表。事發當時，眾人撻伐政府戕害新聞自由，確實。但，「為什麼是他們三個被抓？」、「為什麼警方一口咬定這三人與學生同夥？」警方的判定，顯然有別於數年前政府不識獨立媒體的情況，也就是，無關是否主流、獨立的差異，警方的判准，正在於媒體工作者，有意識或無意識地站在那曖昧不明的場域。

反課綱後期已經演變成大事，有經驗的記者都知道，不太可能不循著三一八的模式走（且反課綱者也宣稱要佔領）。雖佔領者要佔不佔可能使媒體厭煩，但再怎麼厭煩，蘋果的突發不可能不守在現場。另一同業表示，其他媒體記者是在這三人跟著學生衝進教育部後才跟進，顯示了被抓三人與其他記者的時間差。這時間差，正是這三名記者收到反課綱學生通知的結果。而這也不是特例。反課綱成員黃燕茹之前衝總統府時，也只告訴宋小海、林雨佑兩人。甚至，在宋小海不能前往，代請苦勞網成員王顥中前往採訪時，對方還暗驚「怎麼會是王顥中？」

怎麼會是王顥中的驚訝其實有趣。在新聞素材的處理上，目前小海與顥中都未曾逾越界線，但在他們與人的私交，或書寫切入的立場，他們各自被社運者分類——什麼樣的議題由什麼樣的人來寫可能對我有利。而若回顧這幾年馬政府對新聞自由的加強箝制，並非在於媒體報導者揭露了制度上的問題，而是在現下的傳播模式裡（即臉書成為新聞製造場域），現場是被創造的，當記者的報導生產源於被抗爭者「欽點」，其寫作或攝影，就很容易被欽點者用以成為動員工具，也是在這個程度上，欽點者的對立面會視記錄者為仇敵。從公民記者，到獨立媒體工作者，最後，來到主流媒體的立足也終究困難的境地。這是採訪區、穿採訪背心的荒謬處，是整個想要捍衛公民社會的人，閹割了公民社會存在的重要基底。


管中祥最後以香港的主場新聞作結。主場新聞單靠五六個員工，以內容農場方式經營反國教與部分社會運動，就成為香港網路新聞點閱率第二高的網站。但在佔中前一個月，主場新聞以點當突兀的方式結束。為何結束，主場新聞並未說明。只在網站上寫著「恐懼」。佔中結束後，主場新聞捲土重來，成立立場新聞。「但如今大家覺得它再也沒立場了，因此點閱率一直上不來，這就是群眾信任喪失的結果。」相反的，二〇〇四年成立的香港獨立媒體，雖然成長緩慢，但靠著民眾捐款跟國外基金穩定存在，就算在佔中期間網站受到駭客攻擊，有黑衣人到辦公室砸碎記者電腦，但這些報導者都還活著，至今也還持續報導著，因為它們緊守著倫理界線。

唯有緊守界線，媒體才有資格成為丈量公民社會的尺，也才可能成為公民社會的茁長基底。不是眾聲喧嘩，不是自我表態，恰恰相反，是脈絡的探究與自省，溝通、對話與共存，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