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开国领袖李光耀周一去世，让中国失去了一位代表人物，他在共产党领导人眼里，是高效的一党统治能够实现经济繁荣、不受自由民主制度诱惑的体现。

新加坡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策制定者的灵感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当时他们刚开始了一个有限的资本主义实验，这个实验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李光耀的这个人口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热带弹丸城邦，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而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模式。

“新加坡在中国领导层的心目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这是象征性的，它表明，中国既能在经济现代化成功，也能在政治现代化上成功，”他说，并补充道，“它表明，非西方的政治制度也能取得成功。”

中国新闻媒体用大版篇幅哀悼李光耀，几乎就像他是一位本国领导人那样，中国外交部暗示了李光耀在北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把他看作为一位能与西方国家和东南亚对话的北京同情者，一位能冷眼批评自由价值观的人物。

“李光耀先生是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亚洲政治家，也是兼具东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的战略家，”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发表评论时说。（在外交部英文版中，“东方价值观”的“东方”用是旧式的、通常犯忌的“oriental”。）在一份另行发布的唁电中，国家主席习近平称李光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

1978年11月，即将开启深远经济改革的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1992年，当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一场市场自由化狂波时，他把新加坡作为共产党仍能维持严格控制的一个令人放心的例子。

据官方发布的全文，邓小平在促进经济更快改革的南巡讲话中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员常访问新加坡，试图汲取经验，或用这种访问来为自己的资历增添光彩。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马克·R·汤普森(Mark R. Thompson)和斯蒂芬·欧尔特曼(Stephen Ortmann)在他们最近的一篇关于中国对新加坡着迷的论文中，援引一项估计写道，在1990年至2011年间，有2.2万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新加坡的大学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管理者的公共管理课程。

“他们想学习新加坡如何运行，为什么它如此成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黄靖提起上过他的课的中国官员时说。“其次，他们想学习新加坡如何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因为中国官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讲述自己的故事。”

李光耀把人民行动党和新加坡打造成冷战期间反共阵营的堡垒，直到1990年才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不过奇怪的是，李光耀及其政府为后来的历届中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被理想化的榜样，中国官员常来新加坡参观学习，想知道共产党怎样才能接纳市场的变化以及与外界的接触，但又不受公众不满情绪和猖獗腐败的影响。

“他们所要寻找的，是意识形态上的保证，保证他们不会落入我们所说的‘现代化陷阱’，也就是说，推动经济发展不一定会让他们为自己的崩溃打下基础，”香港城市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汤普森教授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随着亚洲其他国家的威权主义政府被民主选举制和激烈的多党竞争所取代，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羡慕者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汤普森说，“随着韩国和台湾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只有新加坡越来越成为那种在中国领导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的模式，新加坡是有效经济监管、快速增长，以及国家一方面插手精英管理、另一方面严格限制政治参与和民主的结合。”

自1976年起，李光耀总共访问中国33次，见过毛泽东及其身后的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每一位身上都找到了一些值得赞扬的东西。在他2013年出版的书中，李光耀对习近平也表达了充满信心的希望。

“他有钢铁般的意志。”李光耀在写到习近平时说。“我觉得他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级别的人物。他是感情极其稳定的人，不会让自己的不幸或痛苦影响他的判断力。换句话说，他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李光耀在如何对付崛起的中国的问题上，为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出过主意，而他们则常常不喜欢他直言不讳的看法。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T·阿利森(Graham T. Allison)和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曾问李光耀，中国是否想要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进而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他回答说：“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已经用一个经济奇迹将一个贫穷的社会转变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他说。“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中国，只想被人作为中国来接受，而不是作为西方的荣誉成员被接受。中国人要与美国一起以同等身份分享这个世纪。”

中国领导人对他报以同样的好评。对于中国官员来说，新加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别具吸引力的榜样，因为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是华裔，李光耀把用儒家戒律和其他传统组成的一个大杂烩作为独特的亚洲价值观来提倡，认为亚洲价值观能抵制他所谴责的西方发达社会的颓废和无序。

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周一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

但是，在香港教授新闻学的新加坡记者切里安·乔治(Cherian George)指出，李光耀在国外拥有的更威权主义的崇拜者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他允许了一定程度的定期选举问责制，虽然有很多限制，但这个制度在纯粹的一党制国家不存在。

“从一开始，他就坚持要有一个廉洁的制度，”乔治说。“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强势的领导人，崇拜李光耀的人说，他们以他为榜样，但他们忽略了其管理体制中这个非常不方便的事实。”

中国官员能从新加坡学到什么可实践的经验并不太清楚。毕竟，运行一个只有540万人口的城邦国家，与运行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有极大的不同。

从寻求向人民行动党学习的所有口号来看，习近平至今仍未做到他2012年所表示的希望，他表示可能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来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松绑。黄靖说，新加坡打击腐败的许多政策，比如官员的工资之高使得从商和贿赂的诱惑力大为降低的做法，在中国无法复制。

他说，“那些中国官员到新加坡学习了几周后，马上真正意识到，他们不能照搬新加坡的经验。但是，他们回去时仍带着这种想法，‘如果新加坡人、如果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能做到。’”